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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代领军人——尹达同志
  • 尹达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1—1935年是他考古的奠基期,1936—1937是他考古丰收期,1938年-1949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酝酿期,1950-1983年是他对新中国史学、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1.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第一代开路先锋。2.是详细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分期问题上错误观点的第一人。3.倡导、指导以考古材料复原历史的正确研究方向。4.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的领军人。尹达身后形成的诸如文明起源等的理论诚然是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是尹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延伸和继续。
  •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又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 《晋书·职官志》标点商榷一则
  • 《晋书·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后或省或置。”(中华书局1974版,第736页)
  • 鱼颠匕补释——兼说昆夷
  • 1923年在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匕铭文。新释“贻”,训“赠送”。新释“烛尸”。读“昆尸”。以李峪村另一件铜匕勺部、柄部交界之处的鱼形图案。印证此鱼颠匕铭文“述玉鱼颠”。新释“薪”,训“复”。疏理“昆尸”诸多异称之间的音变关系,揭示其与鱼颠匕铭文的内在联系。援引“匈奴相邦”玺,推测鱼颠匕是代王赠送给匈奴的礼品。
  • 《梁书·敬帝纪》勘误一则
  • 中华书局版《梁书》卷六《敬帝纪》载: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五月,“庚寅,齐军水步人丹阳县。丙申,至秣陵故冶。”笔者按:引文中“秣陵故冶”之“冶”字应为“治”字之误。
  • “天子驾六”问题考辨
  • 天子驾马问题是周代礼制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由于礼书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零星散乱,致使两周“天子驾数”成为千年讼案。自汉至清,“驾六”、“驾四”、“盛则驾六。常则驾四”等说法聚讼纷纭。近年随着考古相关资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洛阳东周王陵区“六马之驾”的发现,再次引起了“天子之驾”的探讨。本文力图在考辨文献、分析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天子驾六”问题作一基本判断。
  • 《新唐书》标点辨误二则
  • 一、唐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戴斗诸蕃记》一卷,后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二》点作戴斗《诸蕃记》(第1508页),以“戴斗”为人名,《诸蕃记》为名,张万起先生还将“戴斗”收录到《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中,于是不少人都以为唐朝有一个叫戴斗的,著有《诸蕃记》一卷,实误。按“戴斗”,典故名,指北方朔漠之地,语出《尔雅·野》:“北戴斗极为空桐。”郑樵注:“戴,当也。斗极,极星也,谓之天枢。”古人常用这一典故,《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停封禅诏》:“亡其砂塞之地,游魂戴斗之乡。”张易之《出塞》:“转战磨笄地,横行戴斗乡”皆此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也提及张建章这本书,并特地指出,书名中的“戴斗谓北方”,《玉海》卷一六还载明,《戴斗诸蕃记》系“唐幽州判官张建章撰,一卷,载朔漠群蕃回鹘等族类本末及道里远近”。不仅张建章,唐宋时期不少出使北方民族政权的官员所著的出使记录,书名都冠以“戴斗”二字,以标明出使地域,如宋王曙《戴斗奉使录》、赵安仁《戴斗怀柔录》(见《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地理类”、《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及二人宋史本传),皆使北所作。可见戴斗非人名,乃典故名,指北方。
  •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最初本属于王官之学,滥觞于《周礼》当中的职方和土训、诵训氏等地域职官,而历代研治《周礼》者训解职方、土训、诵训诸官,既嫌牵强,又疑义颇多。本文研究认为,所谓“职方”,这一词语的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并“周知其利害”;而土训“道地慝”,是要令君王“辨地物而原其生”,所谓“地慝”,是指特定地城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诵训“道方慝”,是为了使君王得以知其“地俗”,则意味着所谓“方慝”是指特定地城内的人文地理特征。“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应当是统一掌管天下各地的所有地理知识,即各地的地理知识都要汇总到这里;至于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则应当是分析处理这些资料,总结归纳各地的地理特征,以备需索稽求。王官之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直接服务于君王。职方氏掌管的地理知识,被分别划分成“地慝”和“方慝”两大部分,分别由在君王出巡时夹右王车而平时亦必定侍从于王廷以备顾问的土训和诵训,提供给君王。由于是王官之学,不同的职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地慝”与“方慝”的划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自然地理,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人文地理。职方与土训、诵训诸官相互协同运作,构成上古王官之学中地理学知识的总体框架体系。地理学这种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但直至西晋时期。始得以根本改观。
  • 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
  • 关于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历来有三说,即《水经注》说、《通典》说和胡三省说。以往学者对此三说往往不加辨析而各执一说。本文通过对当时史料的详细考察与分析,认为《水经注》说为正确。
  • 《菽园杂记》标点纠谬一则
  • 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卷一○载:“徐州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皆石角蟪岩,水势湍急,最为险恶……(成化)八年主事谢敬修砌吕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阔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长三十五丈,阔一丈四尺,高五尺。”
  • 盘古神话:史料新读
  • 关于盘古的来历,向来有“本土说”和“外来说”。但双方在对基本史料的研读和对背景知识的联贯上都还存在某些缺憾。通过对几条关键性史料重加辨析,我认为所谓“盘古图”出于东汉末的说法并不可靠,盘古神话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目前所知最早为公元222年。在两汉的普遍信仰世界中,中国本土自有承担开辟和创造任务的大神,盘古并非自古以来的中国本土开辟之神。盘古神话从汉末三国到唐代自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其中的某些“外来”因素,是在汉末三国至隋唐时陆续加入的。
  • 《续资治通鉴长编》勘误一则
  • 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于真宗天禧五年末记述北宋矿冶情况时说道:“产铁有四监,曰徐州之大通、利国,兖州之莱芜,相州之利成。”此处记载有误,《元丰九域志》卷一《京东西路》和《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京东西路》,只记载徐州有利国监一个铁冶监,没有大通监。此处的大通监其实指的是河东路的大通监,关于大通监的沿革,《太平寰宇记》卷五○、《元丰九域志》卷四《河东路》、《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河东路》都有记载,以《元丰九域志》最为详细,其记载如下:“太平兴国四年以交城县置大通监,六年以沁州绵上县隶焉……天圣元年改大通监为交城,明道二年复旧。宝元二年以大通监隶府,俾知交城县兼领监事。”(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第16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也记载:“(仁宗宝元二年十一月)甲午,以河东大通监隶并州,仍命京朝官为知监兼交城县事。”可以看出,在天禧五年时,大通监还没有隶属并州,仍是州级的监。所以此处记载应按照《文献通考》改正为:“产铁有四监,日大通、兖州之莱芜、徐州之利国、相州之利成。”(《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 论宋代的壮城兵
  • 宋代厢军中的壮城兵设立于宋初,其设置范围呈现出从北方沿边地区逐渐向南方发展的趋势;壮城兵是专事修筑城垣的专业兵种,不仅要承担城垣建设和修缮的任务,而且还常常被用于治河、运粮等杂役;北宋中期以后,沿边的壮城兵经过教阅。可以代替禁军守城,并被作为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宋王朝的军事防御计划。发挥了.正规军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厢军的复杂性质和厢军制度的特色。
  • 《宋史》校正一则
  • 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王明清《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余话卷二载“奏赋之时,与范志能成大诏俱赴南宫,其后志能登第,名位震耀……”;又有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甲编卷一《范石湖使北》条载“淳熙(当为乾道)中,范至能使北……”,以上关于范成大的字有“致能”、“志能”、“至能”三说,究竟孰是?
  • 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所反映的历史变化
  • 墓志铭的“笔法”和“内容”都可反映历史的变化。苏轼乳母任氏墓志铭的笔法,反映了宋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古文运动。它的内容,既反映了唐宋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转变——士人家族由封闭而开放,台诗案这场文字冤狱后,人生观倾向释老。词一样,先了解作者和他们的时代背景。也反映了苏轼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他经历乌墓志即是一种文体(genre),学人应像研究唐诗宋
  • 书评征稿启事
  • 读钱大昕《元史艺文志》
  • 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目录学著作,是钱氏对元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此书比起以前的同类作品有很大的进步,但亦存在一些缺点。现有的《元史艺文志》整理本都存在程度不等的问题,难以令人满意,期待新的整理本出现。
  • 《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
  • 《心史》究竟是一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元代史籍,还是明末清初的南方遗民为寄托民族大义而假借郑思肖之名杜撰出来的伪书,这在学界尚存争议。本文将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心史》中叙事最为丰富同时也最易引起争论的《大义略叙》的时代性上。为了消除质疑者可能提出的诘难,文中特地采取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取异国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的论证方法,即以《大义略叙》所记的若干细节与同其有关的非汉文史料和蒙古传说民俗来相互参证,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有不少尚未见于其他汉籍的共同内容。因此.至少《大义略叙》可以确定为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元代文献,它不可能出自明末遗民之手。而这一论证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发掘《心史》的史料价值。
  • 元末大头陀教的一则史料
  • 大头陀教,又称糠禅,是金元两代佛教一支“异端”教派。目前,有关头陀教的研究已有一些,但因材料所限,大都只谈到元中叶为止。此前,笔者曾撰有《元代头陀教的第十二代掌教》,主要叙述了既雪庵溥光之后第十二代掌教空庵溥照的一些情况。最近,在翻检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又发现一则不为学界所注意的元末头陀教的史料。
  • 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
  • 清代、民国陕西省朝邑县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地册,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鱼鳞册。选择耕种方向、采用长奈地畛、动态调整田块位置、村庄家户平均分配土地、禁止买卖等制度,便于解决黄河河道移徙、泛滥带来的边界纠纷、农业生产等问题,反映了地域社会应对环境的精神。
  • 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
  • 前几年我们经过集体研究,完成并出版了《明代政治史》一书,目的是对明代政治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评价,既不回避明朝政治的黑暗面,也充分注意到明代政治领域的新发展。相对于明代政治史而言,明代社会经济史一向较受重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明代社会经济,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因素和新气象进行了深入探索。但迄今为止,进一步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明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即使到明代后期,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农业仍是经济体系的主体,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变化,都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深入研究明代的农业和农村,是准确认识和评价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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