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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对琱生诸器人物关系的认识
  • 本文主要讨论五年、六年琱生簋和2006年11月新出琱生大口尊形器三篇铭文中的人物关系。结合文献及金文材料分析认为,召伯虎即伯氏、宗君,兄,是大宗宗子,代表公。妇氏即召姜,与召伯虎为夫妇。君氏为召伯虎之母,在五年簋和五年大口尊中尚在人世,但年事已高,在六年簋时已去世。幽伯幽姜为召伯虎称其先父先母。琱生即弟,与召伯虎为从兄弟,是小宗。烈祖召公即召公奭。
  • 上博藏竹书《柬大王泊旱》圣人诸梁考
  • 上博藏四《柬大王泊旱》记载,楚简王时的太宰晋侯是“圣人[虍且又]良长子”。本文旨在证明:1.[虍且又]良即见于经史之叶公“诸梁”,叶公诸梁曾多次向孔子请教,精通儒学,又力挽狂澜,平定白公胜之乱,执掌楚国军政大权,待政局稳定,功成身退,楚国君臣称誉叶公诸梁为“圣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楚简王时,叶公诸梁长子袭封为叶侯,简文记为“晋侯”,郭店简《缁衣》“晋公”,今本《礼记·缁衣》作“叶公”,因而可以考虑释简文“晋侯”为“叶侯”;3.《礼记·缁衣》叶公顾命语又见于《逸周书·祭公》,学者遂认为《礼记·缁衣》“叶”应为“祭”,本文认为《礼记·缁衣》叶公顾命与《逸周书》祭公顾命各有所本,二者不是必有一误的关系,叶公临终顾命,面对楚国君臣,不自立说,谨引前贤名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人臣之礼在焉,楚国君臣将叶公顾命引祭公语记在叶公名下,也是合乎情理的。
  • 释《中庸》“吾弗能已矣”
  • 《中庸》解者众多。内中的“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一句,旧解似有未洽。
  • 《左传》误字辨正一则
  • 清代末年,国人黎庶昌、罗振玉在日本先后发现了写本《玉篇》的残卷,残卷中保留的大量书证引文,这些引文在流传至今的《大广益会玉篇》中已删除殆尽。残卷的抄写年代尽管现在学界还很难作出统一论断,但是它们所据底本的年代可以确定是唐代甚至早于唐的。因而,对于传世典籍的校理工作,《玉篇》残卷中的书证引文显得弥足珍贵。近来,笔者对《玉篇》残卷征引《左传》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传世本《左传》中有一处文字当为历代传写之讹,于是试作考辨论证,祈能为日后《左传》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 西汉“受鬻法”探论
  • “受鬻法”是西汉政府定期向高龄老人提供粟米用以熬粥养生的一项福利制度。文帝“养老令”对“受鬻法”的执行、监管环节以制度的形式作了补充、完善,并未就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即发放物仍然是米,受粥米对象仍然是九十岁以上老人,八十至八十九岁老人仍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受鬻法”可能在西汉后期已无法继续有效施行。东汉的仲秋“行糜粥”制应是西汉“受鬻法”的流变结果,即由月度福利转变为年度福利。
  • 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
  • 《五行志》主要记录中国古代的灾害及怪异事物,是正史的重要志书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载体,《五行志》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是迷信之作。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 点校本《汉书》、《史记》中的一个句读勘误
  •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第2471页)记述卫氏一族:“卫青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侯家。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卫长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为卫氏。卫媪长女君孺,次女少儿,次女则子夫。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颜师古注曰:“言步广及青二人皆不姓卫,而冒称。”
  • 曹野那姬考
  • 本文对唐代史书上一带而过的“曹野那姬”进行了考证,“野那”(Yānakk)其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指出这个胡人女子作为唐玄宗后宫里的姬妾,很有可能是来自中亚西域曹国进献的胡旋女。
  • 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
  • 本文在认真分析P.3518v《张保山邈真赞》等敦煌文书的基础上,理清了张保山自张氏至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任官经历和主要事迹,认为他作为归义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与朝贡使节,在张氏后期与曹议金时代逐渐走入归义军核心层,参与了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决策。本文考证认为,张保山得授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的那次朝贡发生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此后的909年金山国成立。本文还对张保山作为同光四年朝贡使团的正使,却并未参加清泰元年梁幸德遇害那次的入贡做了辨析。另外,本文亦考出学界一直存疑的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布历部分的年代只能为901年。
  •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
  •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祐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祐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 《天圣令》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吗?
  • 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为唐宋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其中《天圣令》所附《唐令》(以下简称为《天圣唐令》)的年代,就是引起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包括《天圣令》的发现者)都认为《天圣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唐朝自开元二十五年后就没有再正式大规模修定过律令格式。二、唐后期的立法(主要是格敕)多以开元二十五年为起点,甚至北宋太宗时的淳化令式也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见《玉海》卷六六,原文作开元二十“六”年)。
  • 展限、住催和倚阁——宋代赋税缓征析论
  • 展限、住催和倚阁各有特点,均适用于对限期内难以完成的应征赋税的处理,构成了宋代详备的赋税缓征体系,有利于缓解税户的输纳压力。但由于赋税缓征标准不够明确、缓征时间滞后以及赋税缓征与地方利益存在矛盾,宋代缓征制度的实施受到了影响,对同时代其他政权及后世的影响也很有限。
  • 《宋史·地理志》所记建隆元年户数祛疑
  •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建隆元年北宋户数为96.7353万户。近20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个统计数字产生了疑问,《中国人口史》等著作在涉及北宋初期人户数时,都采用了《册府元龟》所记后周显德六年的统计数字230万户作为北宋初人户数字的依据。本文从各自所取文献的史源,以及后周、北宋相关户数的考订入手,认为将230万户作为北宋初期人户数据的史料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没有新文献发现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宋史·地理志》的记载。
  •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 《旧唐书·本纪》干支记日谬误举要(二)
  • 1.“(龙朔三年)二月丙戌,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宫……二月,前左相许圉师左迁虔州刺史。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书凡五百卷。”(卷四《高宗本纪上》,第84页)按:上已言二月丙戌,下又有二月,疑有误。《通鉴·唐纪十七》载:左相许圉师左迁虔州刺史在三月。《旧纪》此年正缺三月记事,故疑第二个“二月”为“三月”之误。但是,《新纪》、《新唐书·宰相表》(以下简称《宰相表》)、《唐将相大臣年表》同载:“(龙朔二年)十一月辛未,圉师贬为虔州刺史。”《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载:“(龙朔)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宏遣司元太常伯窦德元,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诏藏书府。”时间皆不一致,不知孰是。
  • 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对杨浣先生《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的正补
  • 本文在肯定杨浣《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断代正确的基础上,纠正了杨文在《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页码编号、录文行数统计、录文缺字标示、录文释读、录文官名地名解释等方面的失误,并对杨文所忽略而文书所涉及的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士兵的民族构成、仿宋军制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 《文献通考·征榷》宋代四川史事纠误二例
  • 例一:北宋商税“旧额”中四川商税的铜铁钱折算比值 《宋会要》详细记载了北宋熙宁十年和熙宁十年以前的商税额。对于熙宁十年以前的商税,因没有登录具体的年份,通常相对于熙宁十年而言称为“旧额”。按《会要》所载,熙宁十年前,川峡四路商税总额为六百余万贯,全国其他地区商税总额为五百余万贯;熙宁十年,川峡四路商税总额为一百六十余万贯,全国其他地区商税总额为六百余万贯。马端临在修《文献通考》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资料。
  •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 本文探讨了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以河为界是金初立国、区划疆域的基本原则,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路六路,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本文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 《宋史》标点商榷一则
  • 《宋史》卷三七О《刘子羽传》(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载:“自全人入梁、洋,四蜀复大震。张浚欲移潼川,子羽遗浚书,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 孔广森与《公羊》“家法”
  • 孔广森是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先驱人物,其《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为清代首部《公羊》新疏。然自晚清以来,所谓孔广森及其《公羊》著述“不明家法”的论断,几成常识。本文首先对已有论断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作了较详细的逐段解读,试图指出以往研究在引用该《叙》时存在的误读、误解及断章取义之处;其次,则集中讨论了孔广森之所以排拒“王鲁”这一公羊学重要概念的隐曲。本文的结论是:孔广森之所以排拒“王鲁”,实由其圣门后裔的家世、其身历家变的个人际遇、以及乾隆帝与孔府的关系及其有关《春秋》的御制解说等诸因素相互激荡所致。由此一念出发,使其不得不避用何休所归纳的“三科九旨”,而取“实与而文不与”的曲径。虽然如此,其别立之“三科九旨”亦本于《公羊》先师;其阐发经义谨守《公羊》义例;其于何休《解诂》,则志在强其守卫,去其粗鄙,导之使通,培之使高,实为《解诂》功臣。至于孔氏所以被后人讥为“不明家法”,则当于所谓《公羊》“家法”之外,另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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