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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早期草原丝路的文化地图——读纪宗安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 “研究古代的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这是著名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提出的“一个极有概括性、科学性的”学术命题,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纪宗安教授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一书,就是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进步的成功之作。应当肯定,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
  • 1213年“汴京大疫”辨析
  • 在许多论著中有关公元1213年汴京发生死亡百万人大疫的说法,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然而并未加以考释和论证。
  • 苏天爵墓址考
  •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学者,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正十二年(1352),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他因病去世,享年59岁。以苏氏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理应有人为他作墓志铭或神道碑铭等,但学界始终未能发现相关文献记载。
  • 四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史学方法论个案
  • 本文就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问题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论辩双方的分歧,从发现矛盾,追根溯源,作出解释,到得出结论,力图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
  • 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
  • 对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发现官文书中的“北五省”一词在雍正年间逐渐成为专有地理概念;以往忽视的“陕西(省)”一词,在清代文献中极有可能和“江南(省)”、“湖广(省)”类似,存在旧省名长期沿用的现象,其区域包括分省后的陕西和甘肃;据此,“北五省”的范围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北五省”的出现既是明清时期高层政区不断调整的结果,也是南北方区域社会发展差异日益明显的反映;随着民国初年政治形势变化和新地理概念的出现,“北五省”一词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
  • 《续资治通鉴长编》勘误一则
  •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局本《长编》)太宗雍熙元年(984)五月丁丑条: 盐铁使王明请开江南盐禁,计岁卖盐五十三万五千余贯,给盐与民,随税收其钱,二十四万余贯听商人贩易,收其算,从之。
  • 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
  • 明代著名阁臣高拱,在明穆宗为裕王时,任职裕邸讲官长达八年,隆庆年间成为首辅后,又负责组织和管理穆宗的经筵和目讲活动。穆宗对于经筵讲学的态度则前后不一,在藩邸时显得热心,即帝位后每下愈况。高拱晚年对于儒臣给帝王诜学的问题也有所反思。本文在对穆宗的经筵活动以及高拱晚年对经筵制度的主张的研究基础上指出,穆宗之荒于经筵,其原因除了他耽于酒色的私人生活之外。还有经筵所讲的内容不切实际,讲官的学术和知识能量不足以胜任等方面。高拱因而主张经筵应该增加讲读本朝的“祖训”和先朝故事,而翰林院出身的讲官,应该先教以治国的实务知识和进讲的技能,才能使之称职地维系皇帝对经筵的信心和兴趣。他主张需要先有好的讲官,才能改变经筵日久失效的情形。
  • 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
  • 万松行秀为金元之际北方佛教著名领袖,属曹洞宗传人。学界对其研究虽然很多,但很少关注记载其生平最原始的资料《万松舍利塔铭》,本文即系在此基础上对金元之际曹洞宗及万松行秀生平的再考察。
  • 拔都平阳分地初探
  • 蒙古宗王拔都的平阳分地,元朝统治时期经历了变动的过程。蒙古太宗八年分拔平阳民户五户丝税,赐与拔都家族。拔都西征钦察,建立术赤兀鲁思。平阳户税细分给诸王后妃,征敛无度。郝经《河东罪言》作于宪宗五年,是当时平阳情况的纪录。元世祖即位后,改为民赋统交中书支给,实同岁赐。至元二十五年撤销平阳投下总管府。此后五十年,元朝停颁岁赐,贡赐关系中断。但平阳作为拔都后王的食邑分地,并未废除。顺帝至元二年,拔都后王月即别遣使来求分地岁赐。次年,在大都重建总管府,随后又重颁岁赐。月即别遣使进贡,恢复了元延与术赤兀鲁思的宗藩贡赐关系。至正十七年月即别的继承者札尼别遇害,宗藩关系终止。
  • 特别路区——宋代开封府界制度考
  • 宋代开封府界是从开封府中派生出来的管理特区,真宗景德二年置提点司、神宗熙宁年间设提举常平司,地位虽与在外路分等同,但其组织结构和职能体系却与在外路分有明显差别,具有特别路区性质。宋代开封府界特别路区制度之产生、发展并长期存在,与坊市制度打破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和抑制开封府长官权力,及北宋防范宦官利用京畿财赋扩大皇城司兵力等背景密切相关,在强化京畿管理及王安石变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章惇与曾布、蔡卞交恶及其对绍述政治的影响
  • 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特别是朝代的更替,有时往往是由某一两个重要人物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选取宋哲宗绍述时期的三位重要人物章惇、曾布和蔡卞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章悼与曾、蔡二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历程,以及各自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阐释这种矛盾纠葛对绍述政治带来的重大影响。从而揭示王安石之后变法派在北宋中后期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 《旧唐书·本纪》干支记日谬误举要
  • 1.“(至德二载)三月癸亥,河西自去年冬地震,至是方止。辛酉,以左相韦见素、平章事裴冕为左右仆射,并罢知政事。以前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肃宗本纪》)按:是月己酉朔,癸亥为十五日,辛酉为十三日,癸亥不当居辛酉之前。《新唐书·五行志》载:“至德元载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裂有声……至二载三月癸亥乃止。”《新纪》、《新唐书·宰相表》皆载韦、裴罢相在“三月辛酉”。足见两日记事皆不误,只是前后措置有误,应乙正。
  • 宋朝“保甲法”四题
  • 王安石等人推出保甲法和募役法后不久,保甲法和乡役法即混同在一起,保正副长等也渐次取代(兼代)了乡役名目,但保甲法本身的一些制度性问题,颇值得认真辨析——熙宁六年时,保甲的编制自十、五十、五百户改变为五、二十五、二百五十户,并成为此后保甲法和混同于乡役法后保甲编制的主要形式;熙宁八年闫四月之前,保甲法已经混通于乡役法了;就役法问题上的“元丰旧制”,是和王安石变法后乡役制度的重新编排有关的;已成为乡役制的保甲名目保正副,其设置和职责,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因时空之不同而有区别。
  • 西魏北周时代“山南”的“方隅豪族”
  • 泉、阳、李、杨诸氏山南方隅豪族,皆于萧梁中期(515—535)渐次兴起,并在梁魏争夺汉中、东西魏交争及西魏南进梁、益、雍、荆以及西魏北周南下巴峡、荆湘的一系列战事中,不断扩展实力。山南豪酋投附新兴之宇文氏后,所部部曲、乡兵大部分被编入府兵系统,补充了西魏、北周之兵源;宇文氏则藉此将府兵制推行到新占领的山南、剑南地区,并在此一过程中将这些土豪“改造”为朝廷命官,逐步实现了山南地方社会的“国家化”。
  • 《孝经雌雄图》三十五妖星建构考
  • 《孝经雌雄图》三十五妖星是以数目和五行观念为知识背景,以五和七两个数为中心,依托五色、五方等五行观念,比附最重要的三个星宿系统二十八宿、五星、北斗七星,以虚就实,“形成”的妖星系统。其实质是一个虚构的妖星系统。
  • 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
  • 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部分家臣身兼家臣和公臣双重身份。春秋中期,晋侯通过打击公族、建立县制等措施,使君权得以加强。但到了中后期,卿大夫的实力日渐上升,晋侯的权力逐步下降,国与“家”之间矛盾斗争激烈,再加上卿大夫之间的倾轧兼并和晋国县制自身的缺陷等诸因素促使了卿大夫家臣身份双重性的出现。
  • 商代的亲称“兄、弟”及其相关的旁系亲属问题
  • 本文通过比较商甲金文与《尔雅·释亲》有关兄弟二词所涉及的亲类,指出商人的兄弟乃具“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族兄弟=从高祖兄弟=从皇高祖兄弟=妻之兄弟=夫之兄弟”之敌体,涵盖平辈各级旁系血、姻亲,且不分性别。此乃商人行“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之表象。商人在建国之初,其宗族组织呈兄弟二合对称,彼此相隔六代之结构形态;而兄弟二宗族间平辈相互为婚,但本宗之内不得通婚,直系血亲亦不得为婚。此一宗族、婚姻形态因商王兄终弟及制之式微及周人同姓不婚制之兴起而告终结,而商人兄弟亲称之敌体结构亦以“加缀”、“孳字”、“易词”三式之个别化作用而解体;古代汉语兄弟亲称遂以《尔雅·释亲》之系统为准。
  •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五周年暨《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三十周年
  •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五周年,《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三十周年。
  • 《中国史研究》封面
      2009年
    • 01
    • 04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主  编: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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