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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楚居》“为郢”考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楚居》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先秦文献,详述从季连至楚悼王的居处迁徙,内容完整,是研究楚都的绝好资料。其中“为郢”,出现频率高,时间跨度大,特别引人注目。本文从楚文王迁都情况出发,结合楚灵王时期的史实,判断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可对应1990年发掘的宜城郭家岗遗址。《楚居》中从邑安声的字,整理者读为鄢,应即《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楚之边邑鄢”,在河南郾城县南五里处,与裒信白亭相近。
  • 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
  • 本文对《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中刘邦设“晋巫”、“秦巫”、“梁巫”、“荆巫”这段史料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与诠释。追溯了刘邦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流动迁徙的轨迹,论证刘邦祖先何时入晋、如秦、如梁、入丰的历程,并对刘邦历代祖先的活动与事迹作了考察。同时对刘邦祭祀中的各种所谓“神名”一一作了考订,其中包含着许多古代祭祀仪式与丰富的内容,是一幅十分美妙的刘邦祭祖礼仪图。刘邦祭祖是经历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变革之后进行的,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现象与特点,反映了时代的历史变迁。
  • 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
  • 西汉中期,“王国不辖侯国”成为定制。但当汉郡要改置为王国时,其境内的侯国归属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对临朐、毕梁、高平等侯国地理方位变动的考证,揭示出在郡国更置过程中,西汉政府会以侯国迁徙的方式来保证“王国不辖侯国”制度的执行。明确西汉存在“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限定千乘郡的始置年代。而在西汉后期的王国分封中,侯国分布则成为汉廷所要兼顾的因素,这是西汉政区地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 北魏后期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试探
  • 北魏后期,国家实行孝文帝爵位改革后的王爵封授制度,依据世系继续将同姓诸王分为亲王、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国家还对不能够继承王爵的诸王支子也开始封授王爵,因此,同姓王的封授范围开始扩大。诸王的封地也由虚封改为实封,实行“以郡为国”的制度。不过,诸王在封国中,只能领有食邑和拥有亲恤,国家不允许他们“之国”,也严禁他们在封国所在州担任刺史,所以,诸王很难干预封国的行政事务。由于北魏国家在食邑封授上,实行“亲疏世减之法”,这样,也就使亲王、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以及国家新封授的支子王的食邑有了明确的标准。北魏末年,国家封授异姓王,并使他们领有食邑。但对异姓王的封授是在尔朱荣、高欢军事集团控帝】朝政下实行的,所以,当时国家对异姓王的封授只是这些军事集团意志的体现。
  • 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
  • 周唐革命前后,王朝曾三次调整二王三恪制度。这三次调整,背后均有切实的政治意识在驱动。具体而言,栽初改制反映了武则天在“革命”前夕面对如何处置睿宗李旦和定位李唐王朝的历史困境;圣历改制表明,武则天直到圣历年间,仍未放弃寻求建立完全武周王朝的努力;而神龙改制,则显示出复兴后的李唐君臣对于武周王朝的历史定位。概言之,三次改制展现了周唐革命暧昧模糊、曲折反复的王朝更替进程,以及武周王朝在李唐历史中的独特位置。
  • 唐代的“辩”
  • 唐代的“辩”是一种文体,有一定格式,主要用于回答官府的讯问,依用途可分为“答辩”、“保辩”、“服辩”等,相当于现在的证词、证言、保证书、陈述书、供述书、认罪书等,不仅当时的法典或政书中有明确记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许多实物(有关论述详见另文,待刊)。但是这种文体到唐以后趋于消失,除“服辩”外,其他相关词汇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化,以致后人往往因不了解其含义而在理解古籍并点校时出现了可商榷的问题。兹举几例如下:
  • 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
  • “二王三恪”的择立,既关乎当代王朝是否承认前朝政权的合法性,也关乎其政权历运正朔的承袭问题。唐初以周、隋为“二王”,上承周隋北朝脉络,即表明了对北朝政权的认同。关陇集团在当时实际控制和掌握着正统观念的话语权,来自关东或南方的士人群体尚无力打破这种局面。而高宗、武后以后有关“二王三恪”的改设,以及关于李唐历运及正统问题的讨论,实际与各种政治集团势力消长密切相关。关陇集团式微的过程,也是朝野内外不断提出改辙唐代历运与“二王三恪”,并转而承袭周、汉与南朝不同主张的过程。关于历运承北、承南抑或承周、汉问题的讨论,其实反映了大一统的唐王朝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认识与总结,而总结历史也就意味着在选择自己的正统来源。
  • 《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评论》创刊启事
  • 一个时代总是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学,显示的是学术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时代的历史学也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内容,表达的是学术成长的必有基因,在这些必有基因中,学术评论是一个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守望者。
  • 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以俄藏黑水城出土军籍文书为例
  • 新发现的一批黑水城西夏文军籍是中国中古时期唯一存世的军籍文书。经过翻译并与西夏法典对比研究得知,其中保存着西夏基层军事组织的重要原始资料,西夏时期实行着严格的军籍登记制度。西夏军籍登记有一定的规范格式,依次登记首领名字、时间、全溜总体情况,各抄正军、辅主的名字、年龄及装备情况,相关人员的签署等。从众多的军籍、特别是较完整的军籍综合分析,可知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的首领所辖军力偏小,抄的人员偏少,军丁年龄偏老,军兵的装备较差的现象,表明该地军队质量下降,战斗力消弱。这些文书不仅反映出西夏的基层军事组织特点,还透视出那一时代军籍的风貌。
  • 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明代科举中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空前发达,明朝社会对此关系长期持肯定态度,至明末才有所改变。座主、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关系,又构成利益共同体,并在彼此互动中得以维系和发展,且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弘治以前,二者基本保持了以义相结的状态,总体上发挥了积极效应;正德以后,消极影响开始显现;万历以后,消极影响则广泛存在于明朝政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自最高决策到具体施政的各个层面,成为促使明末政治日益腐败、党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政权统治效力急剧衰退并最终走上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再探
  • 法律意义上的“容隐”是指一切包庇隐瞒犯罪的行为,“亲亲相隐”专指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和主奴之间互相容隐的法律,不能以“容隐”简称“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既包括沉默、隐瞒的权利和义务,也包括庇护等权利和免除责任等权益。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制度至晚始于秦律,至汉宣帝时发生重大变化,至唐代成熟、定型,元代时将违背“亲亲相隐”的行为归为“干名犯义”。
  • 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外厨”考析
  • 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34方木牍中,编号为JM19D12A的木牍提到“米一石、鸡一只。贱弟方被谨使使者伏地再拜。进孟外厨”。关于“外厨”,学界已有研究。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厨”加以探讨,就教于方家。
  • 《中国史研究》2012年目录索引
  • 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获奖名单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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