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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学审视
  •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严重的矛盾与问题,深层的原因则是人的生存发展面临新的困境。以往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发展危机。要把握“新常态”,应当对“常”有一个比较全面透彻的理解。在汉语的语境中,“常”主要有“正常”、“规律”、“规范”、“长久”等意思,相应地,“新常态”的发展也就表现出为合理的发展、合乎规律的发展、合乎规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人本与物本的区别。要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确立新的观念行为,提高人的素质,突出人力资本。
  • 论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的辩证统一性
  • “新常态”是一个描绘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状态的客观现实和前瞻这些领域的未来走向,以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预见意识和建设性心态全面深入地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综合性概念。只有从主客体相结合的视角领会“新常态”概念的深刻蕴涵,探究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具有的双向生成性、双向互馈性以及双向构建性的辨证关系,深入研究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产生的深刻时代性和动态变化性,增强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预见性,才能促进人们深入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和积极引领新常态,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并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
  • 新常态境遇下中国消费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 国内外新形势迫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新常态的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就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新常态境遇下中国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而且还要实现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型升级。首先要科学理解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及其客观要求,其次要克服旧心态,走出市场迷思、炫富心态、物质至上、纵欲主义等消费文化建设的误区,最后应遵循消费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新常态境遇下中国消费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培育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消费文化,以此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文精神重建
  • 重建人文精神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人文精神的合理重建必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语境。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征是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评价尺度,同时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人学意蕴。首先,经济新常态要从廉价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向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就必须要用人文思维而非物化思维看待人力资源,这就要求实现财富观念的主体转向。其次,经济新常态要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就必须要正视人的发展需求和个性需求,这就要求消费文化的合理建构。最后,经济新常态要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必须要正视创新劳动的积极意义,这就要求创新精神的全面培育。正是在财富观念的主体转向、消费文化的合理建构和创新精神的全面培育三个维度上,经济新常态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人文精神又为经济新常态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
  •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三个主要的问题域:“谁去化”、“化什么”和“怎么化”。“谁去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的问题;“化什么”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与内容问题;“怎么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问题。澄明该命题的这几个主要问题域,有利于我们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必须通过文本互动,将这一理论话语置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形成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汉语范畴体系,这直接关系到国人是否能完整准确理解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内涵。其中,基本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不同于指称具体实物的概念,所以翻译难度最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这是一个对外来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不断深化、本民族语言被继承充实和赋予新意、基本范畴的翻译词在语义上不断接近基本范畴的“原意”或“本意”的过程,因而文本互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长期的、反复进行的过程。本文主要研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十八个基本范畴的形成。
  • 关于“回到马克思”的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路径视角
  • 新世纪以来,“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哲中国化中的一种重要学术现象,引起了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和较持久的论争。那么,“回到马克思”作为马哲中国化中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诠释策略,它的合理性究竟如何呢?学界尚缺乏从马哲中国化的方法论路径视角的深入探讨。本文对“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路径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反思。
  •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
  • 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形成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大趋势。如果说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林林总总的“后学”风靡一时。在1990年代以后,这些新潮理论又纷纷涌入国门。这一大趋势为晚近文学理论带来了诸多重大变化,概括言之,可以归结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
  • 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批判
  • 继承了马克斯·韦伯悲观主义批判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性工具理性的宰制下,单调、重复、刻板、乏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音调,它逐渐成为扼杀生命诗意、窒息人们自由的“铁笼”;而以卢卡契、列菲伏尔、赫勒、K·科西克以及德·塞托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认为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仍然具有自我转变的可能性,它凭借其不可化约的诗意的、非理性、肉身的以及感伤的解放潜能,就能打开救赎、积极和强有力的转变之门。但随着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成为统治”逐渐衍化为消费社会中“景象甚至仿像的统治”,抽象的幻象成为日常生活舞台上的主角,很显然在当前情势下,日常生活蕴含的解放潜能随着主体的消失日趋丧失殆尽。
  • 语言观念演进与文本理论形态的嬗变
  • 文本理论并非只有一张面孔,而是具有多种形态。每一形态文本理论都应时而生,但语言观念转变的导引至关重要。综观历史,由工具语言观一本体语言观一话语语言观的转变依次带来了工具形式文本一语言客体文本一话语间性文本及相关理论的递进式嬗变。每一种文本理论都高屋建瓴、思路别致地回应了来自文学现实的挑战,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文学形式研究的跃进式发展。中国当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当从中借鉴经验。
  • 《诗经·大雅》“岂弟”德之内涵新探
  • 将《诗经·大雅》中“岂弟”一词还原至先秦语境,能够发现“岂弟”与德之关联十分肾密。其中,“岂”之内涵,等同于《左传》所谓“八恺”之“恺”及孔子所论之“强”,可泛指宽柔之德行。“弟”,则于功能上可突破原本血缘限制,用以规范非血缘性长幼伦理(身份地位相异者亦包含在内)之外,其内涵又可归结为《逸周书》所指“九德”及孔子所谓“德序”之属,亦指敬顺之德行。“岂弟”合言,则融合了“岂”、“弟”二德之意于其一身,同样也与德行有关。由此,传统解释只是将“岂弟”视为字面义是“和乐平易”的普通修饰语,乃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 心仪而行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研究
  • 在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居住空间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居住隔离状况尤为值得关注。本文使用2014年八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从宏观、社区和个体三个层面,从制度、结构与态度因素三个维度,聚焦居住隔离现象的基本特征及相关要素。分析结果发现,半数流动人口面临居住隔离问题;自我选择对居住隔离固然重要,但不同层面制度、经济和住房结构的束缚和桎梏更为强大。乡一城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租房居住、居于在城中村或棚户区及有工业园区或连片出租屋社区的流动人口,以及感到受歧视的流动人口面临的居住隔离风险更大。因此,尽管他们有较强的与本地人为邻的意愿,但多重因素的阻隔导致心仪而行离的结果。
  • “二元社区”与都市居住空间
  • 文章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二元社区”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从社区空间构成、住房类型、房屋权属、定居意愿四个方面对当下都市化过程中二元居住空间的形成及变迁进行了描述,认为房屋与土地权属的复杂化、社区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与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是“二元社区”长时间存在以及内在人际关系冲突发生的成因。在“二元社区”及都市二元居住空间的治理上,特别是如何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或不同地域文化群体之间的偏见这一问题,从社区日常生活、移民自身、管理方式以及制度载体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 居住隔离论: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
  • 隔离是指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差异分布的程度;居住隔离关注人群在特定地域空间(如城市)中分布的不均衡。本文重点回顾美国居住隔离的研究理论和测量方法。文章首先探讨居住隔离研究中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其次重点介绍几类广为人知的测量指标。包括变异指数、暴露指数、熵指数、空间邻近指数等,分析各自的优势与局限,并简要介绍其他(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新方法技术的运用。随后,文章讨论将西方式的隔离测量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社会环境(尤其是中国)的前景和困难。我们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居住隔离研究无需重走过去的路径;相反,转型时期的当代社会及不断涌现的数据或许能为未来相关研究指明方向。
  •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国际视野与中国路径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在网络立法、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当前,为确保我国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取得实效,应着力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提高依法治理水平;重视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应急管理指挥协同体系;加强行业组织自律,促进政府与社会“握手”共治;倡导网络信息公开,增强舆情快速反应能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做到道德自主和伦理自觉。
  • 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析
  • 就经济预测来说,重要的是对未来经济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进行组合。通过周期分析,对比历史数据的变化规律,得到了经济增长率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将呈现出相比于“十二五”规划期相对较低的增长情况,具体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平均的增长区间在6%至7.7%之间;在时间序列预测部分,利用表现为趋势性上升的GDP定基指数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得到平均增长率的下限为6.13%;通过对三次产业增长率的分别预测,合并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变化的情况、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带来的投资变化情况,以及城镇化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我们得到了下一个五年规划期的另一个平均增长率为6.9%。“十三五”期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区间应为:6.3%至7.5%。
  • 产业融合域的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
  • 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与产业升级,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构件,旅游业与其他行业的产业融合将推动旅游产业的结构升级与优化,促使旅游产业突破传统发展范式,打破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锁定”状态,促成其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产业融合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它的动力机制主要有利益驱动、技术拉动、政策推动、企业竞合促动等。为更科学、高效地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必须树立旅游产业大融合发展的新理念,科学做好产业融合规划与预测,强化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构建强有力的旅游人才保障体系。
  • 论立法的正当性——以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建立为视角
  • 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形成于美国,最初主要适用于立法的预评估阶段,即考察面对规制对象的多元规制解决方案,哪一种方案是最优选择的问题,通过比较不同规制方案的成本效益确定最佳与最为合理的方案。当然,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不仅适用立法的预评估阶段而且适用于立法过程(有称之为伴随性评估)以及立法后阶段即后评估阶段,在现代社会通过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与保障立法的正当性问题。现代各国通过在立法程序中设置成本效益评估环节有助于实现立法的正当性。不仅在总体上确立效益大于成本的方案选择是正当的,而且在立法过程的不同阶段,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确立也是实现立法正当性的基本保障。在立法的预评估阶段即进入立法议程前,以立法方案的成本效益评估为基准确立该方案是否能够进入立法议程;在正式立法议程中,通过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环节设置,确立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在后立法阶段,通过法律的实施绩效来证明该立法的正当性。我国应该建立与完善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大程度地获得立法的正当性,也就是为法治之国的良法确立正当性的根据。
  • 非法进口废物犯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 现行刑法关于非法进口废物的犯罪包括“走私废物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这三个犯罪,其立法设定存在着犯罪客体要件错位;行为对象的范围限定不统一、不合理;犯罪的行为模式之间严重重叠等不足。仅仅对现行立法的小修小补难以彻底实现对这一类犯罪的立法完善,故必须另起炉灶,建议刑法依照废物的危险程度来设定如下犯罪:非法进口自动许可进口的废物罪、非法进口限制进口的废物罪、非法进口禁止进口的废物罪;并且,三罪在既遂模式、法定刑的设置等方面也应该有所不同。
  • 英美持续性代理权制度中的监督模式比较
  • 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具有低成本、灵活及尊重本人意愿的优点。该制度利用者欠缺或丧失行为能力的特殊性决定了外部监督的必要性。美、英两国立法分别采用私人监督与公权力监督模式。前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隐私,且简单易行,节约司法资源;但在遏制代理权滥用方面收效甚微。后者具有监督全面、监督力度大等优势;又同时具有创设成本高、创设条件苛刻、一定程度上阻碍代理人行为的缺点。相比之下,我国的对应性制度——老年人意定监护更是存在监督缺失之问题,为弥补缺陷,我国宜采取平衡当事人自我决定权与遏制代理权滥用、融私人监督与公权力监督优势于一体的双重监督机制。
  • 海域互市与“沉默外交”的得与失——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
  • 乾隆五年发生于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的屠杀华人惨案于翌年传至中国后,清朝政府曾就是否要对荷兰人采取制裁措施、禁止南洋贸易,展开了一年多的讨论,而最后是从贸易利害上考量的观点占了上风。清朝政府未与本属“朝贡国”的荷兰一方进行任何外交交涉便不了了之,实际放弃了在东亚海域积极构筑良性秩序的责任,是决策的失衡。
  • 论张炜作品的诗性与人性
  • 张炜自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逾40年,作品数量达到1600多万字,在海内外出版各种版本600多种。如此庞大的创作文本,给读者、评论者提供了多层次、多侧面、多维度解读的可能。因此,不同的读者和评论者眼里也就有了不同的张炜。本文试图回归文学创作的本质,寻找张炜作品的独特个性与品质。就张炜创作的本质来讲,可以概括为诗性与人性的结合,这是由作家的生活经历、个性特色、审美追求和思想高度决定的。
  • 论先秦礼乐教化之“和”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文教育的启谕
  • 当前我国社会人文教育领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境,加剧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与价值迷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问题。而先秦儒家基于对人的精神与价值的关注,依据人之性情,提出通过礼乐教化涵养人之中和性情,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有序和谐的礼乐之“和”思想对现代社会如何实施人文教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谕。
  • 盘活现代农业工程施设资产的思路与路径
  •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大量的现代农业种养设施、小农水利设施、现代农业配套工程设施等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融资存在“无土地证”、“产权不清晰”、“交易变现困难”等三大梗阻。盘活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应在虚置土地产权和让渡国有投入的基础上,施行“规模经营”+“农地经营权交易”。具体路径:虚置土地产权,用农地经营权证替代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的土地证;让渡国有投入,让国有资产通过合理折旧成为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使用者的现金流;合理扩大现代农业经营规模,将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作为内含价值进入农地经营权的价值中;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使农地经营权交易顺畅化和常态化;以整合后的农地经营权为抵押物实现融资,盘活现代农业工程设施资产。
  • 大学生就业力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基于人才筛选标准的演化视域
  • 人才筛选标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劳动力流动状况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人才筛选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趋势由单一指标向综合性指标延伸、由刚性指标向柔性指标过渡、由显性指标向隐性指标深入、由适度指标向“高才低用”标准发展。构建大学生就业力评价体系,有利于实现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的有效对接。测试结果显示,反映大学生就业力的基础情况、求职优势、择业观念、专业技能和求职技能等5个维度评价结果不容乐观。围绕问卷测试锁定的关键增值点,从政策制定、就业培训、创业扶持和信息平台等四个方面设计了大学生就业力的提升路径。
  • 中国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研究——基于20022012年月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 影子银行按照其与央行及监管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银行来进行监管,并有央行的资金支持;一类是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无央行的资金支持;最后一类是无监管,业务央行资金支持。事实上,中国影子银行与欧美国家影子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影子银行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中国影子银行是金融结构发展和融资多元化进程中的一种催化剂,它促进了直接融资,修正了金融抑制,提高了融资效率。为了提高融资效率和满足经济发展对融资的需求,应对影子银行体系进行宽松监管,即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应体现出一定的逆监管周期效应。
  • 社区性农民合作社及其制度功能研究
  • 社区性农民合作社,是指农村社区农民(股份)合作社和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社区农(居)民(股份)合作社。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农村社区性农民合作社,主要成因:一是政策导向;二是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三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制度选择;四是失地村庄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选择;五是村民自治制度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六是保障合作社真实性的理性选择等。社区性农民合作社的特殊功能:社区性农民合作社是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能够公平体现农民对集体财产权益主体地位的制度平台;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组织载体;是完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良好制度载体;是承载国家政府支持农业、农村政策的制度平台。
  • 我国农业产业化深度发展的有效路径
  •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我国农业产业化进入到了一个转型发展阶段。从主体视角分析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成因及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功能,传统农户作为原始的基本主体,家庭农场作为内生的基本主体,农业合作社作为伴生的协同主体及农业产业化企业作为外生的拓展主体融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我国农业产业化深度发展的有效路径应体现在: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夯实家庭经营型农业经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基础地位;在农业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销售环节重点扶持农民合作社,强化合作经营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协同作用;在农产品加工和物流环节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壮大企业经营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拓展实力。
  • 对企业领导力开发有效性的再思考
  • 随着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文化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的碰撞,企业的发展环境正变得日趋复杂和变幻不定。国有企业如何增强发展活力,提升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对“十三五规划建议”必须回答的问题。领导力开发是否有效,首先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契合、与企业业务需求相契合,领导力开发的有效性应当体现在使企业领导行为有利于企业发展战略的执行与业务目标的达成,从而直接贡献于企业绩效。企业领导力开发不是进行离岗学习,而是要在“干中学”,使领导力的提升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 适应时代诉求,回应现实问题——《变迁与优化——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研究》评介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这里的“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 哲学的体验与想象——“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5年12月17日-18日,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主办的“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代表们围绕“何谓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思辨与体验哲学的研究方式”、“理论资源与理论想象”、“哲学与‘思想的前提批判’”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与人的发展问题”专题讨论]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学审视(丰子义)
    论客体新常态与主体心常态的辩证统一性(方世南)
    新常态境遇下中国消费文化建设路径探析(张艳涛)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文精神重建(张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年”专题策划]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倪志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形成(杨谦)
    关于“回到马克思”的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路径视角(康文龙)
    [文艺美学研究]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姚文放)
    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批判(肖伟胜)
    语言观念演进与文本理论形态的嬗变(董希文)
    《诗经·大雅》“岂弟”德之内涵新探(张强)
    [居住隔离与社会融合]
    心仪而行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研究(杨菊华;朱格)
    “二元社区”与都市居住空间(周大呜;田絮崖)
    居住隔离论: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Michael J. White;Rebecca Wang;朱格;张月飞)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国际视野与中国路径(周广艳;张亦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研究]
    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分析(顾海兵;段琪斐)
    产业融合域的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袁尧清;任佩瑜)
    [法学研究]
    论立法的正当性——以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建立为视角(汪全胜;黄兰松)
    非法进口废物犯罪的立法完善研究(牛忠志;张霞)
    英美持续性代理权制度中的监督模式比较(王玮玲)
    [历史与文化研究]
    海域互市与“沉默外交”的得与失——乾隆年间议禁南洋贸易案再考察(王来特)
    论张炜作品的诗性与人性(亓凤珍)
    论先秦礼乐教化之“和”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文教育的启谕(刘绪晶;曾振宇)
    [经济与管理研究]
    盘活现代农业工程施设资产的思路与路径(杜宇能;宋淑芳)
    大学生就业力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基于人才筛选标准的演化视域(李光红;孙丽丽;彭伟华)
    中国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研究——基于20022012年月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张微微)
    社区性农民合作社及其制度功能研究(许锦英)
    我国农业产业化深度发展的有效路径(刘瑶;王伊欢)
    对企业领导力开发有效性的再思考(王志鸿)
    适应时代诉求,回应现实问题——《变迁与优化——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研究》评介(肖贵清)
    哲学的体验与想象——“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坤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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