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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
  • 2007年3月16日,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国关学院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外交中这类问题的关注。国际政治中的伦理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是颇受重视的,在国内也有过一些讨论。不过讨论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伦理、道德与价值等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困惑
  •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变化的时期,伦理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带有普遍性。当前,伦理与价值的困惑,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外交上,也不仅仅属于中国,恐怕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借这次研讨的机会,我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点粗浅的看法。
  • 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
  • 首先讲一下伦理学中价值(value)与规范(norm)的区分,也是好(good)与正当(right)、目标与手段的区分。近代以来的伦理学特别强调价值和规范的区分,或者说目标和手段的区分。这个区分非同小可,决定了传统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分野,使伦理学探讨的重心从传统的探讨好、幸福、目的、善、德性,转移到探讨行为正当、义务、责任这样一些概念,主旨不再是讨论一个人生活的意义、目的,而是探讨应该怎么做。不管你想成为什么人,你应当怎么做,
  •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和规则
  •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具体点说,是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问题。
  • 国际与国内政治中的价值问题
  •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价值常常是一个模糊、富有争议以及内在的定义从未真正统一的概念。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由于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普世性的价值和什么应该构成价值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存有争议;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国家类型和利益的不同,如何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中反映和追求价值的方式,也相去甚远。
  • 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并相应地把中国的身份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梁启超:《中国史序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5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
  • 中国外交的道义维度
  • 世界事务中是否存在着普遍准则,准则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如何,一向是有争论的。笔者倾向于对前一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同时认为存在着一些限制条件。这里涉及很复杂的学理问题,这篇小文自不可能详论。现仅就作为世界事务中普遍原则的道义问题,略陈一二管见,参与讨论。
  • 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国际伦理观
  • 伦理规定构成关于社会安排和人类行为的最富有意义的理念,而伦理传统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蕴含的文化传统当中最具特征的内容。一方面,可以认为世界上至少绝大多数民族或文明都共有某些最根本的伦理信念,它们由诸如中国传统的“天理人伦”和西方悠久的自然法之类术语或概念得到表述;另一方面,必须肯定它们互相间在形形色色具体的伦理准则、道德惯例和道德判断方式上有重要差别,或者说体现了非常丰富的伦理多样性。不仅如此,在同一个民族或文明内,
  • “和合主义”:中国外交的伦理价值取向
  • 国际事务的处理离不开国家的外交决策,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又离不开其决策前提的伦理价值定位,尤其是当外交决策处于两难境地时,伦理价值的基本信念直接影响决策的取舍。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
  • 道德伦理分为个人与国家两个层面。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关联也不一样。国家伦理除个人伦理道德外,还有在国际法基础上形成的行为准则,有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基本准则,有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同准则。
  • 中国外交伦理的历史参照与思想资源
  •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20多年来,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外交也是一样。也正是这种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变化,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外交中的伦理与价值问题,这同其他领域的研究发展是同步的、互相影响的。如以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中国外交作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包括伦理与价值在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说面对着四个参照系。
  • 中国外交中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关系
  • 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是国家外交理念的基础,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中较多关注价值判断,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则表现得不甚清晰。从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并不缺乏气势宏大的战略规划,如“一边倒”理论、“双反(反美反苏)”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怎样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有效维护现实国家利益,
  • 中国外交价值与利益统一刍议
  • 这次“伦理与价值:中国外交的困惑”研讨会,大家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外交价值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如何认识三个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其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中国现实国家利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观念更新。革新观念,
  • 给暴力设置伦理边界
  • 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不少人曾经以为,随着两极争端局面的不复存在,人类也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终结”的新时代,“万世太平”不再不可以想象。然而,话音甚至尚未落下,1990年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先进飞机与舰艇云集,便上演了血火烟尘齐飞的惨烈一幕。而在其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接踵而来。
  • 对外援助的社会交换论阐释
  • 国际援助行为何以发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强调援助国的自身利益,理想主义突出受援国的基本需求,而结构主义认为援助是援助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这几种理论都是从援助国的角度分析援助的动机和本质问题,忽视了受援国的利益和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交换论视角注意到了援助的互惠性和受援国的讨价还价权力,因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
  •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
  •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首先盘点国际政治对跨国公司研究的得失,进而提出重构的思路。放宽行为体假设,以二元行为主体作为立论基础,融合国际商学的跨国公司研究成果,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的理论资源,重点借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并且利用相互依赖论的两个概念,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在单位层次上,建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将相互依赖融入体系理论的权力逻辑,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 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 “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
  • 本文对许娘光提出的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进行了若干补充和完善。在阐述“基本人际状态”的两大类型时提出了与“个人”相对应的“团人”概念,并进而区分了基本人际状态的认知、情感、交换和集团四个维度,分析了基本人际状态均衡的动力学关系,指出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自恰的统合系统和自均衡系统。经过补充和完善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暗示了从这一角度研究问题的分析空间所在,并为较精确地分析PSH的动态均衡机制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
  •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
  •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进程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分析。分析的重点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霸权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美国学术霸权的特征就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本体论上的经验实在论。首先,我们对于几个版本的建构主义及其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以展示美国学术霸权在建构与重塑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接着,我们围绕1989年针对学术霸权的起义运动展开论述,这一运动是对于美国学术霸权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最终反映。这种起义运动可以作为将来建构更加开放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有益借鉴。这对于正在寻求构建一个独立的学术认同的中国学术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 多边主义制度、六方会谈与朝核危机
  • 冷战结束后,亚洲地区的地区主义开始出现,旨在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地区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建立。多边主义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调适国家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六方会谈虽然存在某些缺陷,但却是缓和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六方会谈的模式有可能成为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本文在阐释多边主义概念及其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以多边主义理论对六方会谈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六方会谈中多边主义的实践、适用可能性及其局限做出了初步探讨。
  • 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决策主导力量的转移
  • 自中目两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ODA合作以来,日本政府对华ODA政策很长时间里由外务省为代表的官僚机构所主导,执政的自民党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决定性参与,即呈现所谓“官高政低”的现象。但是,随着9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国内政治选举、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自民党在外交决策领域能力的增强,日本ODA的决策主导力量逐渐发生了转移,相对于外务省等官僚机构,自民党在对华ODA政策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这种决策主导力量的转移,构成了2000年后日本政府调整对华ODA政策的国内背景因素。
  • 防控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美国的评估与政策
  • 冷战期间,非国家行为体并未被美国列为核扩散的防控目标;在有关核扩散的威胁评估中,非国家行为体亦非美国的重要关切。冷战结束之初的一些国际事态和事件,引发了美国对非国家行为体涉足核扩散的担忧,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政策,致力于从上游阻断核扩散,并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建设初步的危机管理与后果处理能力。“9·11”之后,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威胁被提高到同国家核扩散威胁同等重要的程度,与威胁认知不断加深同步的是美国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加强。随后提出的各种政策倡议、倡导的各类国际合作既加强了防扩散的内容,也加强了对扩散过程的干预,同时提升了本国的危机应对能力。美国全面调整了军控和防扩散政策的重心,从重视防扩散制度建设转向关注相应政策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
  •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中不折不扣的霸主。在一个霸权国存在的条件下,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公共物品却供给并不充足,而且原有的作为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的IMF出现被霸主私有化的特征,以至于地区金融秩序频频受到冲击得不到有效遏阻。这有悖霸权稳定论。笔者通过将国家层次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范畴,以完善作为体系层次理论的霸权稳定论,即通过综合考虑霸权国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与意愿来分析并解释美国在冷战后地区金融危机的选择性援助行为。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利益有了重新的认知,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大大下降,传统的国际公共物品在霸权国的控制下面临私有化趋势,这使得地区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而且得不到遏制。
  • “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对中外关系研究的贡献——评介王勇著《中美经贸关系》
  • 一 自建交以来,经贸不仅是复杂纷呈的中美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是整体关系得以基本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超过德国、英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对象。美国金融市场也是中国公司最重要的融资来源之一。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因此而重要。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偏好在国际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如何认识美国处理它与中国的经贸争端的规律性和习惯性的做法与思维,是把握整体中外经贸关系演变的重要课题。
  • 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
    [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困惑(章百家)
    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何怀宏)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和规则(张小明)
    国际与国内政治中的价值问题(朱锋)
    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石斌)
    中国外交的道义维度(任晓)
    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国际伦理观(时殷弘)
    “和合主义”:中国外交的伦理价值取向(余潇枫)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叶自成)
    中国外交伦理的历史参照与思想资源(牛军)
    中国外交中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关系(金一南)
    中国外交价值与利益统一刍议(连玉如)
    给暴力设置伦理边界(程亚文)
    [国际政治理论]
    对外援助的社会交换论阐释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孙溯源)
    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方向勤)
    “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尚会鹏)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鲁鹏 尼古拉斯·奥努弗[美])
    [地区与国别政治]
    多边主义制度、六方会谈与朝核危机
    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决策主导力量的转移(王传洋)
    防控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美国的评估与政策(樊吉社)
    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李巍)
    [动态与评论]
    “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对中外关系研究的贡献——评介王勇著《中美经贸关系》(查道炯)
    《国际政治研究》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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