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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化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引擎、新风险、新常态——2016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
  • 2015年世界经济深受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困扰,复苏脆弱,增长艰难。影响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与全球通缩预期加剧、TPP经贸新规则与世界投资贸易新转移、新兴经济体资产负债失衡与主权债务危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冲突与负面外溢效应、跨国公司诚信危机与微观治理机制缺陷、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互联网创新与网络安全的抑制作用、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经济增长新阴影。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24%,中国增速可能降至6.78%;复苏依旧难言乐观,分化加剧成为趋势。世界经济从再平衡走向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中美经济新常态决定世界经济新常态。在新常态下,重塑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新格局开始浮现,驱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动力加快孕育,促进世界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规则正在重构。
  • 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基于宏观审慎的视角
  • 文章基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视角,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实证分析了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认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应由独立于央行的部门执行,以避免逆周期调控与央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相冲突;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在考虑稳定通胀和产出的同时,还应关注银行信贷的变动。除使用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以外,文章还发现提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能够对金融和经济平稳发展起到较为长远的作用。
  •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
  • 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的条件日渐成熟,但以往关于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均没有考虑到这一重大外部环境变化对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的影响。文章基于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加入价格粘性模块和资本账户模块,分析了在资本账户开放与否两类大环境下人民币升值和贬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有利;而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条件下,人民币贬值的影响相对有利。
  • 零利率约束下的货币联盟最优财政政策
  • 文章将零利率约束引入两国新凯恩斯模型来研究货币联盟的最优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分承诺规则和相机抉择两种情况,当本国遭受技术冲击时,无论政策是承诺规则还是相机抉择,本国都将增加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外国则是减少政府支出和债务,且零利率约束时的两国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均大于无零利率约束时。福利分析表明,承诺规则下的零利率约束恶化了本国福利,但会改善外国福利,整体上恶化货币联盟福利;相机抉择下的零利率约束恶化了本国、外国及货币联盟福利;无论有无零利率约束,承诺规则的货币联盟福利损失均大于相机抉择。
  • 估值效应的规模及结构的测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中、关、日及欧元区的比较分析
  • 估值效应由于具有对外部资产存量进行调整的作用而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规模的正估值效应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的外部财富。文章运用最新估值效应理论和方法,测算其规模并分析内部结构,并在中国、美国、日本及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需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证券投资等外部资产的规模,以提高我国整体外部资产的收益水平,优化外部资产结构,最终通过正估值效应实现外部财富的增值。
  • 中国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视角
  • 文章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按出口产品的最终吸收地及吸收渠道的不同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分析。研究表明:(1)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是以最终产品出口为主,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不高;(2)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比例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3)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蕴含越来越多的国外增加值,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节;(4)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5)技术水平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相对越高;(6)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优势地位,较为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 虚拟水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节水问题研究
  • 与2002年相比,2012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输出的虚拟水量明显减少,进口贸易输入的虚拟水量增加较多,使得我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净输入量明显增加,对节约国内水资源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水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而水资源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比重较小,不利于节约国内水资源。调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能够产生巨大的节水效益,适度增加大豆、玉米与棉花进口的同时,增加我国蔬菜与水果等产品出口,可实现节水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 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的碳生产率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经验分析
  • 中国多年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自身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和外部减排压力要求我们理清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文章首先对2000—2012年中国各省区的碳生产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对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区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进一步的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碳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内碳生产率,却对邻近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负向效应。地区层面的研究结果也各有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总体碳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主要来自西部地区的贡献。
  •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分布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但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的证据并不充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水平、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等形成的比较优势。其中,环境治理成本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FDI“量质齐升”,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外资企业的入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对FDI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吸引FDI的主要优势;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低环境治理成本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贸易成本是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向底线赛跑”的破坏性地方竞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一味地放松环境管制只能吸引来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既损害了区域环境又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非物化型知识溢出角度
  • 已有对FDI环境效应的研究忽视了FDI不同类型知识溢出对环境污染影响所表现出的空间差异性。文章基于FDI非物化型知识所具有的空间扩散属性,在嵌入FDI知识溢出变量后,将经典EKC模型扩展成为空间Durbin-EKC模型,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FDI物化型知识溢出伴随实体投资规模扩大,由此引致的资源消耗提升了FDI所在区域的工业废气污染水平,在辖域内表现出“污染天堂”效应;FDI非物化型知识溢出降低实体资源投入,且其空间扩散降低了FDI所在区域以外其他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水平,在辖域外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工业废气污染与辖域内、外经济增长之间均构成倒U形曲线关系,需同时逾越辖域内、外经济发展“拐点”才可迎来工业废气污染水平的下降。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表明,需引进生产性服务提供型的FDI、加速内陆信息化高速公路建设以及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 Contents & Abstracts
  • 《世界经济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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