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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何鲁成


□ 何守模(何鲁成长子)

摘 要:

二十世纪是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这意味着许多固有的东西将失去。只有档案人凛于职责悬命,方能衔补历史的断层。去年三月,北京档案学界的一些老教授,发起了一个“纪念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出版70周年学术研讨会”。座中耆老多与父亲何鲁成素昧平生,会上甚至没有作者的背景介绍。这也正说明了档案学者的史官本色,


  何守樸(何鲁成长子)
  
  二十世纪是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这意味着许多固一有的东西将失去。只有档案人凛于职责悬命,方能衔补历史的断层。
  去年三月,北京档案学界的一些老教授,发起了一个“纪念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出版70周年学术研讨会”。座中耆老多与父亲何鲁成素昧平生,会上甚至没有作者的背景介绍。这也正说明了档案学者的史官本色,持平补遗,无关人情。
  父亲何鲁成(1912-1981)是江苏武进入,生于苏州,毕业于天津南开初中,因为直鲁军阀战乱,回上海进光华高中,而后毕业于光华大学经济系,也另念过中国公学法律系。在上海做过短暂的记者工作。1934年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在甘乃光先生指导下工作。《档案管理与整理》这本实用手册,当时,是为响应提倡行政效率革新而作。事实上,他还另有一本少为人知的著作《人事考核与管理》,知道这本书而找过他的,以我所知,前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军统头子戴笠,另一个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
  50年代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划分点,父亲的人生与工作,也正好在此截一为二。此前,父亲是一位行政工作者,二度做过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部会干部,中间也做过省县级的基层干部,这样一个从政书生,确实适宜从事档案学的研究。父亲原来的愿望,也是冀望在抗战胜利后,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一职。因为这个馆在西湖边,他想“读一辈子书,看一辈子西湖”。
  但中国的政治进程遽变了,父亲的人生当然也转了大弯。1949年,国民党在南京的行政院决定要撤退了。连最基本的准备也似乎来不及了,秘书长端木恺把所有的现金搬来,搁在会议室的大桌上,把职员名册一撕两半,匆匆做了处理。前半名册的去广州,后半名册的第一个名字正好是父亲,父亲就成了领队,他这一半是去福州。父亲那一半名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跟福州有渊源的。去了找哪个单位接头,要待多久?该问的事情太多了,最终,父亲只问了一个问题,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行政院很早就知道要撤往台湾,后来,又多了个四川,但也不能算定论。事态发展得太快,这个追加的目标成了搅局,现在更莫衷一是。真正实情,后来的发展是这样,去了广州的,都奉命向四川转进,主要的工作人员坐飞机去,家眷们就走陆路。这一路最惨,在广西境内被解放军追上截获。这时候,甫抵四川的先生们却又奉命回头怆怆转进台湾。他们从天上飞过去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家庭悲剧正在底下上演。这一批先生,从此孤羽敛翼,或在台湾再娶,他们原先家人的下落,到现在还是悬案。在福州,事情就像预料的,虽然离台湾最近,兵荒马乱,一桩交涉也解决不了,不等盘缠用尽,同仁就纷纷鸟兽散了……
  父亲又回到霞宫府行政院的宿舍。他从行政院的前庭经过,那里灰烬满天,文书档案堆得像个小丘,许多是空白的公文信纸,父亲想阻止,工友说上面交待,全部要烧!连这些白纸也不能留为“资敌”。父亲的沉郁从那一剎开始。父亲是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生的,这时候正是青壮之年,但他已看过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行政院院内有一幢崭新的楼房,和其它的旧建筑不甚调和。那是抗战胜利后难得新添的建筑物。父亲曾在这展开他构想中的资料室,他以院令通知全国各种出版机构,每种新书出版都要寄两本到院,就像现在一些中央图书馆的做法,这可能是当时最完整的中国期刊书志库了。为了参考的需要,外国图书也购置极多,精装昂贵,和国内的印刷纸张比,国内的书刊便相形见绌,但资料价值怎能以定价来衡量。这大批藏书无法全数运往台湾,父亲的意思想运走中国书志,因为外国版的书籍大可到台湾重新置购,但请示代院长孙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被废弃的书刊,许多后来在香港成为抢手的旧书摊货品,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女士整车整车地搜购。所以,我们现在看敦煌手卷要去英法,看中国旧书要去史丹福(指美国斯坦福大学)。
  在行政院灰烬中,父亲意识到,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但是,他想再去一趟北方。他有一个旁人看起来相当奇怪的想法,这个念头从头到尾却只给他惹过麻烦。那就是,国民党是怎样将大陆丢掉的?要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亲眼看看共产党的做法。那就要往北走,中共已经在这些地方开展政权建设了。
  另外一个往北走的原因是,北方,似乎始终是个吸引父亲的地方。父亲是苏浙人,他的童年一定不太好过。从他懂事,就只看到几房家属无休止地在争家夺产,当家的是他母亲,他的父亲则长住北平。父亲在十二岁离家北上,他可能希望从祖父那里得到一点亲情的慰藉,但他就读的南开中学在天津,陪伴他的温情,大概仅是他胸袋里他父亲给他的那支帕克钢笔了。他启蒙时代在北方待过的时间不算长,我直到年岁超过当时的父亲,才恍解出北方对父亲的意义。那里有他全部启蒙时代的记忆,那是他全部存在意义的所在,他也是在那里,决定了他这一辈子献身的方向。
  在大动荡的时代,北平,仿佛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才可比拟。它不仅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全部缩影,也正受着欧风的猛袭。掀起的尘埃里,闪烁着无数人文精华和迷思的碎片,意外地让孩子们直观了中国的真相。贵族、新兴知识、虚无党、假革命、列强式的侵略、北洋大帅、太监、飞机,似乎都挤破了时空的门槛,到一个压缩的时空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历来人类的政治行为,这里都有表演,这是上帝才能制作的影片,特别容易让爱国的青年热血为之沸腾。看过这部影片的青年,命中注定,都会投入后来追求改革的洪炉里。在中日海战中残臂的年轻海军军官张伯苓,在他中弹船毁的那瞬间,便悲愤地决定了知识救国的宏愿。兴办南开中学,使张先生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这所学风和质素堪称全国第一的中学,它的一些职员都可列入身教的范例。它传达的思想极开明,做学问的要求极朴实。父亲爱他的这间学校,但是,好景不过数年,直鲁联军、奉军攻占天津,父亲家里召他回到南方,也结束了父亲全部的少年冒险时代。他回到上海读书。他应该插班高一,推荐人徐志摩不经心就把他误填成高二,察觉时正值放大假,父亲费了好多天,没找到这位沉湎在恋爱中的浪漫大诗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应试,幸好仍能考进光华中学高二插班。
  父亲的北方之旅,见了祖父最后一面。他也去看他的舅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父亲从北方回来,先回到温州。不多时,温州也解放了。温州不是由南下共产党的军队攻陷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还顾不到这里。只是,许多天没有动静,地方共产党人进城来,发现温州已被弃守,国民 党专员和县长都开了小差,共产党人对这个意外真是大喜过望,温州就这样被“解放”了。
  父亲在抗战方起,为了安排几房家眷回乡,无法随行政院西迁四川,曾到母亲的故里温州,出任温州的县主任秘书和平阳县的书记长。那几年,父亲接触到了中国行政的基本问题症结:政令到了县城大门口,就推不下去了,乡下还是千年前的老社会。县府没有任何建设的经费,办公经费从清朝到北洋以来始终是银元一块钱,办妥征兵征粮,已属头等难得。所谓“管教养卫四大事,笔墨纸砚一块钱”,其他上级交待的公共事务,都只能停留在公文纸上游戏,来文“勒令限期办理”,复文就是“已遵照办理”。
  浙江这个多山封闭的省份,除了像温州这种已经对外开埠的口岸,不仅洋化洋货多,也很进步。但靠内陆地方却远远贫瘠落后,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和边陲二极化的国家。因为交通和建设不发达。父亲得到一个统计,浙江仅地方方言就有七十几种,各地次文化也不同。落后和迷信是分不开的,浙江多山,山径有剪径,像义乌县还有义和团式的组织,自夸刀枪不入,称为“乌军”。我们现在看义乌的外销市集,都很难想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还有这种事,温州已有人品嗜鹰牌炼乳配吐司面包,这些乌军还聚众几千人起事,狂啸攻城,重温张献忠、黄巢的旧梦(黄巢在浙有许多遗痕)。几个县城官员居然被骇得闻风弃城而逃,事体愈闹愈大,我的三叔是黄埔的正规军官,他带的自卫队也偏不信邪,百把人挡在桥头,面对涉河而来的符咒神兵,试着拉开机枪横扫,结局是可想而知。
  当时的温州已经开始抓地主和旧反动分子了,熟人之间开始互相检举,许多公报私仇的事情发生,过去地方上的公务员首当其冲。父亲的亲友熟人中也不乏共产党员,却没有人出卖父亲。但是,父亲觉得太危险了。父亲决定去香港,再转道去台湾。然而,他首次出走,就在金华公路上,遇到剪径。母亲为他准备的仅剩软细都被抢个精光,父亲暂时又回到家里。这时,南京也才有消息传来,中共方面有人在打探父亲的下落,真是风声鹤唳。虽然没有盘缠了,母亲还是连夜准备,让父亲赶快走陆路去香港。父亲后来才知道,中共方面在找他的人,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
  父亲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行政院实施全国行政效率革新时期初进行政院的。二十四岁的父亲调查了各部会的档案,他写下了第一本根据中国实务经验整理的《档案管理与处理》。这本书原该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付梓出版。书成版搁在商务印书馆,就逢抗日战起。书库挨了日军飞机炸弹,只知道印版安全无恙,却不知避难何去。
  我是在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才看到甘肃省档案学会的(1987)版本,这时父亲早已过世(1981年)。他一直怀念这本书,但他自己却从未见过出版本。我把这本书带回台湾,放在他的坟上。引起曾三注意的应该是父亲另一本专著《人事考核与管理》。父亲于抗战前后,都在行政院服务。抗战初起,父亲虽因病痛到温州工作,抗战中,还是受到张群等长官及故旧的召唤,到成都工作。主要的工作,是担任航空委员会的人事考核总干事,中国空军当时有多少飞行员,他最清楚,因此,日军每在战报上夸耀当月击落我飞行员千余人时,父亲只好发笑。那时,全部的中国飞行员,最多时也只达九百多人。
  有一天,单位抓到一个在偷抄考核资料的内奸,不管是谁的手下,父亲照签法办。不久,父亲就接到国民党头号特务头子戴笠的传唤,大家顿时魂飞魄散。戴笠倒无意找人去算账,他只是有个太大的计划,他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人事训练单位,全国各机构的人事单位都要派人来受训。这个计划若成功,戴笠等于掌握了全国的人事动态,他要父亲替他准备这个工作,戴笠一口气谈了两个钟头,门外还有省主席、司令在等着接见,戴笠的气势,父亲算是领教了。这件事,要到抗战胜利才会实施。但是,抗战一胜利,戴笠就飞机撞山死了。
  抗战胜利,父亲还是回到了行政院工作。做过了资料室、人事室这一类行政管理单位的每一种主任职务。它成了父亲的专长。所以,曾三的意图,父亲是能了解的。在父亲的这本书(《人事考核与管理》)中,父亲提出了“思想考核”这个课题。这在西方的人事专家听来,不无洪水猛兽的恐惧感。虽然,他们也有所谓的“忠贞考核”。但在那个旧时代,随便给人戴帽子,才是最真正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县地方下级单位,弄不清楚意识形态这类复杂的问题,往往干脆将嫌犯枪毙,省了公事。上级追究下去,听到的都是自由心证。父亲的目的,是透过一种等级格式,将所谓思想问题严重的嫌犯,过滤到司法概念较高的上层来处理。同时,思想考核也因此程序化,而不是藏在暗处或仅是某些人的斗争工具。不过在制度不上轨道的体系中,较高的上层,也一样会出乱子。
  1950年,父亲去了香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似乎是一夕之间改朝换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全然陌生的。尤其是对国民政府崩溃前那段物价通膨、而中共接收后却能尽速将其抑平的策略,感到非常好奇。因为金本位已瓦解了,也因此无法推测中共未来的财政收支能否平衡。于是,父亲用米价作准,写出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财政专著——《中共财政解剖》。父亲滞港多年里,就一直以自由作家为业,专长分析中国财经与人事问题。他用了一个笔名叫“何雨文”,这是跟行政公职生涯的正式告别,也代表了他对政治的失望,但是他对中国的关心还是依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文名渐起。重视他分析见解的,却都是西方人,还有一些日本人。
  香港,这个当时尚未收回的中国租借地,此时扮演了流通大动脉,几乎所有在中国风云中出现过的人物都在这里驻过脚。有些已经狼狈不堪,有些腰缠万贯,打算从商炒金,不久也狼狈不堪。商人、逃难的小贩不久都安定了下来。在安定的环境里,他们就能生存,而且发展得非常好。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东方之珠。但是政客、知识分子,缺乏上层结构的支持,他们就像住进了沙漠。英国人很快驾轻就熟,把海边底细都摸透。但是,香港仍是间谍活动的大本营,最让英国人头痛的倒是跟它“血浓于水”的美国人,美国人不买英国人的账。美国在香港的领事馆人数庞大,作为世界盟主,他要应付的敌人也实在是太多了点。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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