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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周室观”的形成及其表现


□ 田瑞文

摘 要:

班固的“周室观”,是在两汉之际汉之德属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班固有选择地接受了刘歆五行相生的德运观念,将汉的建立看作是对周的代嬗,从而形成了尊崇周室并将之看作是汉室兴盛标准的“周室观”。班固的”周室观”不仅表现在《汉书》的写作中,而且是《两都赋》中坚持东都的一个思想资源。


  内容提要:班固的“周室现”,是在两汉之际汉之德属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班固有选择地接受了刘歆五行相生的德运观念,将汉的建立看作是对周的代嬗,从而形成了尊崇周宣并将之看作是汉室兴盛标准的“周室观”。班固的“周室观”不仅表现在《汉书》的写作中,而且是《两都赋》中坚持东都的一个思想资源。
  关键词:五行相生 周室现 《汉书》 《两都赋》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1009)03-19-22
  
  在东汉初年的论都之争中,以班固为首的东都派获得了胜利,他们胜利的原因除了其主张符合汉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要求外,还和时人对都城洛阳的认识有关。洛阳曾是周王室带有天命色彩的都城,以天下之中的名义享受着诸侯的朝奉,作为一个不同于关中以地形而制胜的都城,周室洛阳对天下的统治是以仁德为基本要义的,这恰恰在形而上的统治思想和形而下的地理位置上,与东汉初年的情形构成了一种映照,因此,周室洛阳的仁德形象在社会舆论的宣传中,就成丁东汉政治统治中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这种舆论宣传的实际操作是通过对汉之德属的确定来实现的。因此,东汉初年,社会上对光武帝统治拥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时人对西周洛阳的认可。本文主要以班固为中心,来讨论周室洛阳的东汉映像及其对东汉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
  
  一、刘歆五德终始的解释逻辑与班固“周室观”的形成
  
  西汉统治者关于自己王朝的德属认定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秦为水德,克周而来。“汉兴,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但同样的事情在《汉书》的记载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关于汉高祖时期汉之德属的记载,《史记》中的记载遵从的是五行相胜的原则,而《汉书》中则变而为五行相生的原则,同一个问题不同时期记载的不同,昭示了这一问题在历史发展中阐释的变化,《汉书·郊祀志》中对这一变化进行了详细地描述: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侍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西汉初年,张苍主张水德,公孙臣、司马迁主张土德,而刘向父子则主张汉为火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刘向父子对汉之德属的修改,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这种变化将五德终始中“五行相胜”的运行逻辑改变成了“五行相生”,“这种改变跟王莽篡汉有密切的关系,相胜与相生本质的不同,正好适应得天下两种方法的不同。周继殷,是用征诛的手段;虞继唐,是用禅让的方法。王莽正是要效仿唐、虞的故事,‘五德’相生的次序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王莽才支持刘歆重新整理古史系统,将汉的德属确定为火德。刘歆五行相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世经》中,正是这个《世经》被班固收录在《汉书·律历志》中,但是班固并非完全的抄录,而是在《世经》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叙述,这种叙述的选择鲜明地体现了班固对刘歆五行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从《汉书》中的《世经》来看,王朝发展的五行次序为:
  在这个五行运转的次序中,汉为火德并不是刘歆的努力所在,他所要强调的是王莽新朝的德屑问题,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刘歆将新朝的德属确定为土德,也就是说刘歆所排列的这个五行相生次序,实际的指向是新朝代嬗刘氏汉室的合理性。但是班固在选录《世经》人《汉书》的过程中对王莽新朝的叙述却是:“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这就等于否定了新朝存在的合理性。而刘、班两人的叙述分歧正是我们研究班固对刘歆五行思想接受的切入点。
  刘歆在论述汉为火德时选择的祥瑞是“高祖被酒斩蛇”的故事:
  高祖被酒,夜径泽申,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予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予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囚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从司马迁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来看,他并没有将之看作是汉之德属的祥瑞,而是为了突出高祖微时的神异性。因为司马迁是秉持五行相胜的观念的,他认为秦为水德,汉为土德,色尚黄,而非尚赤。
  最早对光武斩蛇的祥瑞进行解释的是刘向父子,他们认为“帝出于《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虽然刘向父子率先对这个故事按照五行相生的逻辑来解释,但是最终确定汉为火德却是到了光武建武二年,《汉书,郊祀志》注引“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光武帝在解决汉之德属的问题时,采用的是一种行政手段。我们可以从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的举动中窥知个中消息。图谶对光武帝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图谶宣传是东汉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的舆论支持,而当时流行的《春秋演孔图》中所说的:“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这些图谶宣传不仅在王朝血统传继上为刘秀的称帝提供了舆论支持,而且在天道循环的符命上为刘氏王朝的中兴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刘秀对图谶的信奉,遭到了当时一些士人的反对,桓谭因“臣不读谶”而惹恼光武帝,“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在这场较量中,我们可以看到图谶在王权的支持下得到了自己存在的合法地位,因此,当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时,《春秋演孔图》中所说的“赤帝后,次代周”的汉承周后的五行思想,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桓谭的遭遇,也表明了反对的声音在图谶甚嚣尘上的社会氛围中的无奈和微不足道。我们还可以从《白虎通》的记载中看出东汉初年汉的德属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这里,“五行”中关于王朝代嬗的记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说,在《白虎通》成书的时候,五行中关于王朝更迭 的符命之争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并且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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