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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它是非组织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人在不参与到任何组织之中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生存,甚至避世隐居是一种带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组织之中才能开展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就是由组织编织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可能发生逆转,反而会得到增强。这样一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则会首先反映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制组织,那么,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将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行动的要求出现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将不同于官僚制组织。
  • 基层政府应急预案管理:困境与出路
  • 面对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态势,作为应急管理最前沿的基层政府近些年重视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预案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目标,但如何在此基础上推进“从有到优”的转变,则面临着一系列难题。鉴于基层应急预案居于整个应急预案体系的最底层,其质量高低直接关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成效乃至成败,当前亟须采取有效措施破解难题,不断优化应急预案管理,切实发挥基层应急预案的功能作用。
  •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为可承继的传统。
  •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在协调发展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强调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不协调表现在经济持续增长与公众文明素质有待提高存在落差,表现在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投入和人力投入数量不够,表现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表现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虚无主义的思潮。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在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进行道德风险评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立法工作,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国家主权意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 共道论——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世界解读
  • 为确保世界和平发展,避免共同毁灭,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唯一选择就是融合、合作、共享、共进。而彼此间价值观的差异却从最渊深处制约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因此,如何直面东西方文化差异,从价值观层面进行深度交流,找到“最大公约数”,扩大“共同感”,就成为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也是一项浩繁而巨大的工程。中国有足够的价值观自信。高禀赋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富含对人类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为求化育,萃取精华,注入新意,作为东西方价值观交流之主旨,可谓浩繁工程的万端之首。本文即在分析时代对价值观需求迫切性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思想潜力巨大传统思想,阐释其诸端可与西方“共道”之精义,挖掘其时代价值,彰明前路,陈清利害,并提出四项施策,以期东西方相向而行,共融共进。
  • 《共产党宣言》与当代社会主义全球化
  • 《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本质。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进程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以《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与哲学创新发展”笔谈——当代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与哲学创新发展
  •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的整体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也深入在意识形态和人的生存方式中。这种历史的重大转折对思想界提出了时代性的课题,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契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把握中国问题的现实逻辑,谋求自身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发挥哲学的思想引领作用。就此问题,本刊特约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段培君教授、朱辉宇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杨振闻教授分别从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与哲学创新发展的关系、中国转型的逻辑内容、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与生存方式变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飨读者。
  • 中国转型的逻辑
  •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常态”等相关论述表明,当代中国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阶段。为此,笔者在《中国结构性大战略》一书中提出转型的大战略框架,包括“双引擎”经济战略、“十字型”政治战略和“双向开放”的社会与文化战略、“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等。
  • 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研究
  •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紧密相扣。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没有价值哲学对原有禁锢的突破,也就没有此后长足而深入的发展。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整体转型和升级,党领导人民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①。价值哲学应立足生活世界及其结构性变革,面向现实的价值问题和挑战,推进自身的理论创新,实现自身的理论价值。
  • 中国社会转型与生存方式变迁
  • 从古至今,中外哲学家们都把人的生存及其命运作为关注的焦点。生存方式的变迁与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有内在联系。就当代中国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我们关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生存方式变迁”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提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能力本位”的核心生存价值观,引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整体转型,促进人的现代化的真正实现。
  • 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源起及困境探析
  • 作为与个体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维度,日常生活领域一直因遭受传统形而上学的话语遮蔽而失语。但就现代思想史的追溯来看,日常生活观念早已通过人类的理性发展而有所显露。在二十世纪中叶后,列斐伏尔系统建构起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但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一方面受到了来自传统诸如实证主义范式及经典批判理论的局限,另一方面,受到了晚近的后现代理论的解构挑战。历史地把握其发展脉络,捕捉其发展趋势背后的危机将是真正理解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途径。
  • 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
  • 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人”说与生产力说的逻辑相通性
  •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以生产力为起点可以推导出历史进步的线性逻辑(历史规律实现方式),但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却只能推导出历史进步的非线性逻辑,二者的内在逻辑相通性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线性进步逻辑只是一条抽象的“中轴线”,在历史实际进程螺旋式上升运动的中间虚空部位贯穿下去,既不在历史实际进程之外,也不在历史实际进程之上,而生产力是历史实际进程背后线性进步逻辑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历史实际进程的逻辑起点,二者本不在同一层次上表现历史运动基本特征,其逻辑关系不是直通的,而是间接互动的。
  • 当代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分析
  • 近年来,我国思想界涌现出了诸多面貌的社会思潮,深切反映了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和分化。这些社会思潮代表特定群体的要求与愿望,分别对主流意识形态施加着独特而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市场体制与政府体制、全球化与本土化、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等二元关系的处理上既保持着珏要的张力,又趋向着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又反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认同产生消解作用,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进而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共同思想基础。本文从当下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种最突出的社会思潮分析当代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为理解中国道路、走好中国道路奠定重要思想前提。
  • 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业增长
  • “十二五”以来,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我国消费增长发生了诸多新变化: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渐显现;传统的消费热点增幅持续回落,增长渐趋平缓;消费渠道和结构持续改变,新兴消费增长迅猛;农村消费连续快于城镇,消费品市场的区域差距持续缩小。经济的增长必须要扩大消费需求,而消费的增加则要大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依靠创新供给来引导消费。具体可以在强化产品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质量品牌提升行动、运用市场机制化解产能过剩、规范竞争秩序与消费环境等方面制定实施相应的政策。
  • 我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 从2015年6月到8月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数次巨幅波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沪深股票市场的急速下挫以及异常波动已经席卷至实体经济,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国企改革、产业升级、国际汇率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府的公信力。从政府、市场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多个角度对此次股市波动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认为期货制度的不完善、融资融券的风险助推功能、场外违法违规高杠杆配资的风险放大效应、投资者的非理性是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的成因。据此,提出完善股指期货市场制度,科学设置融资融券规模,建立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评价体系,教育和规范投资者行为等应对股市波动的对策建议。
  • 基于网络嵌入性的CEO更迭对组织能力影响分析
  • 以往关于CEO更迭引发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和人力资本观角度,但CEO的离任和继任不仅意味着组织代理人或人力资本发生了变化,更意味着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变化。以社会网络视域为理论透视,对CEO社会网络嵌入性与组织能力间关系进行分析,发现CEO企业内社会网络嵌入性对组织探索能力及开发能力均有影响,而其企业间社会网络嵌入性则仅对组织探索能力有影响。因此,高度嵌入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的CEO离任对组织能力将产生消极影响,故在更迭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离任CEO与继任CEO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差异,继任者的选择应与继任时组织的特定目标相匹配。
  • 我国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规制的当下问题与路径构建
  • 强化激励和放松规制是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基本目标取向,也是检验薪酬激励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经济转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薪酬规制与薪酬激励的关系:薪酬机制运行之初,加强规制与强化激励可并行不悖,激励机制一旦完善,规制应自动退出。所以,构建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规制机制,需选择最优规制强度以促成企业利益相关者目标函数的一致性,此举之关键在于建立垄断型企业高管权力的制衡机制。在分析我国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规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规制路径、市场化规制路径和企业微观规制路径等三重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规制建议,以期明确界定政府、市场、企业各自职能,强化规制责任,提高规制水平,促进我国垄断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 景观设计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究——评《景观设计》
  • 刘晖、杨建辉、岳邦瑞、宋功明编著的《景观设计》一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由景观设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原理和技能训练组成。该书包含了“景观理念”、“景观项目”、“景观空间”、“景观设计”等四个部分的内容,编写内容以景观认知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注重景观项目的设计思维方法和工作程序,强调不同意义的景观空间的设计原理和手法。《景观设计》内容丰富、理论性与实践性浓重,具有层次性,
  • 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稳定性研究
  • 我国从2013年开始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与之前长达10年8%以上经济增速相比,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下行阶段。在此阶段,增强金融风险防范和风险预警能力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内容。我国面临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不良贷款增加、股市波动以及金融开放等因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必须构建超前、合理、信息充分、国际趋同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稳定指数,同时也应从信用评价、宏微观审慎监管、风险防范和预警信息共享等多方面提高金融市场稳定性。
  • PPP模式应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及建议
  • 我国从2002年开展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到今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政府财政负担重、金融服务水平滞后、资金管理不到位、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上困境制约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PPP模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项目融资模式,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失败的案例。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必须厘清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和有效的公私合作制度等关键问题,以利于用PPP模式来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 社交金融的发展必然推动我国金融创新
  • 社交金融作为互联网、社交通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金融模式创新的成果。作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金融形式,社交金融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的广泛发展。通过对社交金融的内涵、产生发展过程以及运作机制的详细阐述,指出社交金融的发展必然对金融创新做出重大贡献,必将打破传统金融格局,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目前社交金融发展存在诸多阻碍因素,应从需求、风险、技术、政策、认知、宣传等多方面促进社交金融的发展。
  • 全面从严治党与优化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的意义和途径探析
  • 世界上政党大致都表现出四种基本功能,即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优化政党功能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历史使命、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需要是优化政党功能的现实逻辑。全面从严治党对优化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是优化政党功能的必然诉求。为优化政党功能提供了全新视野。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优化利益表达功能的新举措、优化利益综合功能的新亮点、优化政治录用功能的新思路、优化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新途径。
  • “四个全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
  • “四个全面”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目标的继承与创新,“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新常态下的目标体现,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进展,全面依法治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注入了新理念,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势头。
  • 国家治理视域下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维度及其路径分析
  • 面对当今迅速推进的现代化浪潮,政党制度的建构方式及其现代化水平,成为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状况的重要因素。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理性审察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着制度建构不完善、运行机制模式化、参政方式失范性及法治保障滞后性等缺失和困境;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现代化应当蕴含的“多元化”“科学化”“制度化”及“法治化”等维度;探寻其体制机制优化的现实路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化、合作体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民主监督的法治化和高效化,力求为有效提升我国政党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提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对策。
  •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 新时期完善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的路径探析
  • 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的性质和战斗力。但作风问题往往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就会好转,松一松就会反弹。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必须完善使其常态化的机制。新时期完善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要求我们做到:一是建立健全党风廉政责任制,完善党的作风新常态的组织领导机制;二是构建完善的党的作风的法规和制度体系,形成干部行为的规范机制;三是加强全方位的监督,建立健全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四是构建领导干部作风的评价体系,形成党的作风新常态的激励导向机制。
  •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
  •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围绕着空间权利的社会抗争正呈现高发态势。正确认识和应对空间社会抗争行为,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生逻辑,它是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重构的一种能动反映,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正义价值缺失,更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现有体制、制度承载能力不足相冲突的结果。治理空间社会抗争既不能漠视其存在,更不能简单地高压,必须针对其形成机理和实质综合施治。通过谨守空间正义的价值,限制政府空间权力扩张,强化社会力量培育,完善法律救济制度等促进空间社会抗争有序化治理。
  • 事业单位领导选任制度改革探析
  • 良性的领导选任体系,是一个组织长期存在和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长久以来,事业单位领导选任制度为我国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优秀的领导人才,对事业组织贡献良多,但现存选任制度也存在着专业权威主义倾向、选拔渠道单一、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已越来越不适应事业单位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必须从改变选任观念、拓宽选拔渠道以及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入手,建立符合事业单位发展要求的领导选任制度。
  • 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价值观念分析
  • 近三年来,在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的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价值观念进步明显。通过问卷调查、观察走访和深度访谈发现,农民的民主诉求日趋强烈,但形成完善的民主机制尚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农民一视同仁意义上的公正观先行,可能催生公正的制度安排,亦可能伴生特殊的公正观甚至调动不满情绪;农民对政府和村两委的整体信任度呈上升趋势,但认知与期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农民的效率诉求日增,但效率的实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农民价值观念多元、分化甚至冲突的背景下,亟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提升群体凝聚力并促成集体行动。
  • 我国简朴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研究
  • 建设简朴政府是新一届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政治价值追求的转变。“简朴政府”体现了“为民”的价值追求,“务实”的执政理念,“清廉”的运行状态,“廉价”的政府范式和“善治”的发展方向。在财政收支规模相对稳定时,构建简朴政府的理论逻辑包括减少绝对行政成本外溢和相对行政成本流弊,降低物质行政成本中的相对成分,保证和增益物质行政成本的绝对成分,同时以非物质成本要素的提质增效填补成本投入变化带来的不稳定空间;构建简朴政府的实践逻辑包括有序有力有效地打造廉洁型政府、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民生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
  • 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
  •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循由价值反思一主体重构一路径创新的逻辑进路设计建造城市新贫困的治理之道,关键在于秉持公平正义价值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城市新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激发城市新贫困群体个体潜能。
  •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
  •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成效不仅关系经济的发展,更关系人民的福祉。挖掘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寻求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有效路径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从雾霾产生的溯源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因素,雾霾治理进步率符合城市雾霾治理的理论逻辑,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完善对雾霾治理进步率的影响是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完善正式环境规制、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是有效进行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
  • 西方民主输出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制衡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民主输出,以打压中国的软实力并进而西化、分化中国。由于西方民主的强势影响力及其输出方式的多样性、隐蔽性,使中国的主流民主思想在价值定位、制度选择、实现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直接危害着中国的政治认同和社会稳定。只有不断巩固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主导地位,才能有效规制和防范西方的民主输出,这不仅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
  • 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丧失原因分析
  •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由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等四个部分紧密结合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丧失原因的分析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其丧失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以及领导层放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原因进行分析。话语权演变进程中的不一致性和内在矛盾是其历史原因,而话语交锋中所显示出的无奈与弱势则是话语权丧失的现实原因,苏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导地位的放弃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丧失的重要原因。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演进及其丧失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支撑。
  •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 本刊作者简介
  • 韩庆祥教授1957年12月生,河南焦作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特聘教授,
  • [政治学研究]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张康之)
    基层政府应急预案管理:困境与出路(肖文涛;许强龙)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颜德如)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宋连胜;白启鹏)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协调发展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辛向阳)
    共道论——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世界解读(迟汗青)
    《共产党宣言》与当代社会主义全球化(张雷)
    [哲学论坛]
    “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与哲学创新发展”笔谈——当代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与哲学创新发展(韩庆祥)
    中国转型的逻辑(段培君)
    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研究(朱辉宇)
    中国社会转型与生存方式变迁(杨振闻)
    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源起及困境探析(夏玉珍;徐律)
    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高山奎[1,2])
    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人”说与生产力说的逻辑相通性(龚培河)
    当代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分析(张军;张俊华)
    [经济纵横]
    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工业增长(刘勇)
    我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的原因及对策探讨(余明桂;宁莎莎)
    基于网络嵌入性的CEO更迭对组织能力影响分析(孙烨;张硕[1,2])
    我国垄断型企业高管薪酬规制的当下问题与路径构建(程支中)
    景观设计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究——评《景观设计》(张剑;刘清伟)
    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稳定性研究(张凌;倪国爱)
    PPP模式应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及建议(姚宜)
    社交金融的发展必然推动我国金融创新(郭经延;邓伟根)
    [党建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与优化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的意义和途径探析(李敬煊;李思学)
    “四个全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唐正芒;徐功献)
    国家治理视域下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维度及其路径分析(吴沁芳)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程浩;樊树才)
    新时期完善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的路径探析(蒯正明[1,2])
    [公共管理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曹现强;张保勇)
    事业单位领导选任制度改革探析(朱仁显;蔡逸)
    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价值观念分析(吴春梅[1,2];湛亭)
    我国简朴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研究(肖陆军[1,2])
    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范逢春)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李伟娜)
    [争鸣与探讨]
    西方民主输出对中国主流民主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汪清[1,2];刘世华)
    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丧失原因分析(韩辉;韩泊尧)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董经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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