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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国学学刊》 > 2016年第01期
  • 《周易参同契》若干学术问题探析
  • 《周易参同契》素有“万古丹经之王”的关誉。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周易参同契》的主体内容有可能完成於後漠时期,是漠易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道教金丹术相结合的产物;今本《周易参同契》在内容和结构上存在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可能是一些笺注的文字渗入到本文,或者因作者恐泄漏天机、故意神秘其文所致;此书将大易、黄老相结合,以《周易》的卦爻象表徵天道阴阳消长之理,实则以之为炼丹时追退火符的法则,以阐明丹道炉火之理与天道法则可以对应、相齐,从而以体用的方式贯通道体与器用、沟通形上与形下,建构起道教有体有用的独特丹道哲学理论体系,这在易学史、道教史上皆具有重要地位。
  • 《子夏易传》流传舆版本考
  • 《子夏易传》作为较早的解易着作,涉及子夏之名,但自《七略》着录以来,在版本和作者方面一直争议不断。从历代官、私目录类文献着录《子夏易传》的情况来看,《子夏易传》在流传过程中主要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唐以前古本、唐伪本、清代古本辑佚本与伪本并行;共出现过两个版本:古本与今本.其中,今本即唐伪本。
  • 白晋易学研究中的伏义考
  • 在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的易学研究中封伏羲的重视是不容忽视的内容。他通过封伏羲形象的异质文化解读、伏羲文化身份的再定位以及伏羲历史功绩封西方世界的影响等方面,使得中西文化在伏羲的身上得到了调和与交融,化身为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文化符号。
  •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程颢理学与《易》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析论
  • 宋儒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都以“天理”为其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天理”既指涉宇宙本原,又涵蕴万事万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成为宋明理学“道德形上学”的核心思想与主轴。二程理学显然以“天人合一”为道德形上学的根本内涵,在其《易》学谱系中,可以“体用一源”、“继善成性”与“性情合一”三大命题予以诠释融摄,从中体现出儒家道德哲学的主体能动性与历史发展性,同时可以体察出《易》学与理学在道德形上学研究上的高度与深度。因此,本文先就大程子理学与《易》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开其端绪。
  • 帛书《二三子》“理顺五行”、“必顺五行”解
  • 帛书《二三于》载孔子释《易》卦爻辞,言“理顺五行”、“必顺五行”,具有古代“时令”思想背景。其“五行”内涵,是以春为木,以夏为火,以秋为金,以冬为水,以土分布四时,佐助木、火、金、水,以化育成就万物。“理顺五行”即顺从五行,谓圣人施政应顺从时令中的五行,春行木政、夏行火政、秋行金政、冬行水政,就会带来祥瑞。反之如果违逆五行,春行夏政(或秋政、冬政),夏行春政(或秋政、冬政),秋行春政(或夏政、冬政),冬行春政(或夏政、秋政),就会带来灾异。“必顺五行”,其义与“理顺五行”同。
  • 试论孔子晚年的天道观——以“晚而喜易”为视角
  • 孔子早年虽未将“天道”问题置於思考的中心位置,但他封“天道”始终有着丰富的体认。“晚而喜易”之後,孔子更加重视对“天道”和宇宙本体的探究。孔子“老而好《易》”重在“观其德义”,就是注重从《周易》“设卦观象系辞”的独特文本中探求“天道”哲学以及“人道”教训。在孔子看来,天道乃是阴阳之道,损益之道,是万物化生之道和人效法顺从的对象。孔子晚年藉助於对《周易》的诠释,其“天道观”获得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表述。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和“下学而上达”,都必须从孔子强调贯通天道人道的角度才能获得恰当的理解。
  • 《易纬·乾鑿度》与“甲寅元”之争
  • 《乾凿度》中所用历法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殷历》,其在一些计算上,取上元为“甲寅元”,基本的推算方法虽采用了《四分》术中部份参数,但就卦、爻、策分配看,其所采用的历法又相当的粗疏。因此。《乾凿度》中“甲寅元”虽然合於图谶,但在历法实践中却无法落实。“甲寅元”之争充分揭示了漠代易学与历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天文、历法是漠代易学体系构建最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同时这种经学化后的知识又反哺於历法实践,为历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合法性的经学依据。
  • 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深化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此种问题意识,在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主要表现在:讲哲学史何以不谈易学?中国哲学是出於道德胜殓吗?《系辞》“易有太极”章是讲世界形成还是筮法问题?王弼大衍义是否主张太极本体与万事万物“体用一如”?能否将朱子学说与西方哲学作简单比附?等等。正因为如此,朱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取得了许多超迈前贤的创造性成果,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终於成长为继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之後,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代大家。
  • 故乡与他乡——关於二元对立定律及其在唐诗解读中的运用
  • 唐诗读法,其法无穷。二元对立定律,乃基本大法,亦高端大法。既为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亦为当代西方结构主义的构成原理。以之解读唐诗,一法对万法。既便於入门,亦有助探知其内在意蕴。本文包括三个部份:一,关於二元对立定律;二,二元对立定律在唐诗解读中的运用;三,结束语:先民的智慧与诗学的思考。二元关系中的两个单元,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藉助於A和B的角色代入,两个单元,此物、彼物,诸往、来者,横向与纵向,回环往复,共同构成一种数位联系。讲堂经验,多年积累。本文并以诸多名篇为事证,阐释其运用方法及规律。力图在这一基础之上,建造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结构理论。
  • 论中国古代诗法学成熟於宋
  • 中国古代诗法学成熟於宋,其主要标志是“诗法”概念的诞生,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诗法学概念;诗法成为着作中独立的类别;对於诗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有了独立的认识;封具体诗法的研究全面深入,速超前代。诗法学在宋代的成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诗法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又与宋代诗坛上存在着浓厚的学与教的风气、大力倡导的理性精神有关,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 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的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为中心
  • 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首次将杜诗黄鹤系年呈现为文本编次形态,从而成为第一次融合了宋人两大杜集编次系统(鲁詈编次与黄鹤系年)的杜集本,此点尚未被研究者注意所及。因此,高崇兰本可视为宋人杜集编次之殿军,同时也成为元、明、清三代杜集编次的重要源头,此乃高崇兰本於元、明两代最为流行的重要原因,其影响及於近代以来东、西方学术中的杜诗研究。只有充分认识到高崇兰编次本在杜集编次流变中的枢纽地位,才能真正厘清宋代以降的杜集编次谱系。
  • “唐宋兼宗”——厉鹗诗歌渊源新论
  • 厉鹗秉持着“唐宋兼宗”的开明诗学观,并在创作中积极给予实践。以“唐宋兼宗”的视角重新审视厉鹗的诗歌渊源,可以发现杜甫、贾岛、孟郊、苏轼等人都曾是他学习仿效的对象,适完全能够打破历来封厉鹗诗歌只学习南宋小家的传统论调。由於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点的局限,厉鹗所关注的大都是中唐以来的诗人,从诗史进程和阶段划分的宏观角度而言,他仍然偏重於封“宋调”的承继与发扬。“唐宋兼宗”理论指引下的多重诗歌渊源,也使厉鹗的创作呈现多元化风貌。刻苦研炼诗艺以及融人品入诗品的努力,则是他转益多师、博采泉长後殊途同归的重要收获。
  • 论佛禅诗对宋代理学诗的影响
  • 佛禅诗影响理学诗主要体现在运用诗体形式阐述义理方面。这种影响是和玄言诗共同发生作用的。单就文学史的渊源而言,佛禅诗影响理学诗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佛典术语、灯录语录语汇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意象的运用;二、诗歌文体形式的新变;三、修辞手法上的因袭创变;四、诗歌语言的俗化和白话化;五、诗歌审美意境的佛化、禅化。佛禅诗对理学诗的深刻影响并不止於天水一朝。明代性气诗既是理学诗的嗣响,又深染佛禅诗的气息。
  • 范成大的五言古诗
  • 范成大留存有近二百首五言古诗。其风格多样,且呈阶段性变化。早期作品。既有追溯漠魏之作,也有学习江西诗风的作品。但其主流是对中唐以来“体长而充畅”的新变五古的继承。纪行是其五言古诗的重要题材,早年作品以精丽见长,中期以後,速溯杜、韩,近宗苏轼,别具清俊之气,可视作中唐以来古文派五古的新创获。
  • 《全宋词》中三首相同内容词作间的关系
  • 《全宋词》中黄庭坚、秦观、周邦彦三人名下有三首词作内容相同,但词调均不同。通过文献考察,可知此词原系黄庭坚所作,调名为《忆帝京》。後在宋传奇小说集《绿窗新话》所引《古今词话》中,被误认为是秦观之作,调名也讹为《御街行》。该词还曾被隐括为《青玉案》,并托名周邦彦所作。通过该个案可以看出,宋代歌词文本往往会在流传过程申产生诸多变化,变化形态多说明其传播范围广、流行和受关注的程度高。
  • 《文心雕龙》“博徒”一词新解
  • “博徒”一词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两次,一在《辨骚》篇,二在《知音》篇。关於《辨骚》篇申“博徒”一词的解释关系着刘勰封《楚辞》的价值评价的倾向性,尤为重要。现行《文心雕龙》注本大多将“博徒”释为贬意,近来也有论文以为《辨骚》篇“博徒”是褒词,然释义并不符合《辨骚》篇。本文认为,《文心雕龙》两出的“博徒”一词,其本义为“博雅之人”。在《知音》篇使用的是本义,即指博雅之人;在《辨骚》为引申义,即为高明之徒、大徒弟之义。
  • Abstracts
  • 《国学学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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