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国学学刊》 > 2011年第02期
  •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 国学研究兴起於清末民初,以“五四”为界可分前后两期,这两期的研究都在尝试寻求中国原有学术系统和西方现代学术系统之间的贯通,二者虽未融成一体,但“互相推助,盛则俱盛”的发展趋势则显而易见。今天,要想重建国学园地,就必须一方面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同时,保持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在这方面,它和前两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吴宓早年受白璧德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即融会贯通中西文明的精魂。他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其中最核心的部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他主张用世界性的眼光,站在现代斯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儒学。他将自己的文化观贯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办申,使得研究院培养出一批一流的国学人才,成为20世纪国学研究及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 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胡适的清代学术史研究
  •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大师,胡适即其中之卓越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出版时,引起了学界的轰动,成为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而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从1919年至1936年之间,除中国中古思想史的着述之外,胡适还写作了相当数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专书与论文。本文用意不在全面检讨胡适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成果,重点主要集中於胡适如何观察清代学术?如何评价“朴学:?他的观察是否合理?他的评论是否持平?其论述若有失衡之处,其原因又是甚麽?最後再封胡适的观点试做讨论,提出看法。
  • 汉代易学的解构与重建——论牟宗三对郑玄易学的哲学解释
  • 牟宗三以西方哲学为视域,主要围绕着郸玄以爻及其关系、互体、卦气和爻辰为核心的象数体例展开哲学的解释。通过牟宗三的哲学式的解释或解构,郑玄乃至整个漠代象数易学话语系统实现了转变:郑玄易学乃至整个漠代易学象数不仅仅是解《易》的体例或方法,更是表达世界意义的符号或公式。哲学意义上的郑玄易学不再有支离琐碎、缺乏深度、牵强附会的特点,而是一个内涵数理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位合一而又贯通天人的、富有逻辑性的自然哲学体系。因而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汉人易学特色的宇宙观被牟宗三建构而显现出来。这种解读是封几千年易学研究的一个颠覆。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郑玄易学,改变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开掘出漠易尤其是郑氏易学研究的新路数,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
  • 惟精惟一 无速弗届——首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 在扬州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加拿大、日本、韩国、台湾、澳门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余名学者,提交了《尚书》研究论文三十八篇,内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尚书》本体研究的深入;《尚书》研究之研究的扩展;《尚书》研究资料的发掘;《尚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尚书》国际传播的探究。基本涵盖了《尚书》研究的主要领域。
  • 唐代天山东部州府的典和粟特人
  • 本文以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古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断片,及与此密切关联的汉文文书为基础,探讨了天山东部地区唐代官文书使用粟特语的历史背景。认为唐朝控制突厥系游牧部落之初,粟特人担任了某些固定机构及以“一使”为头街的官员属下的吏员典,并用粟特语制作了官文书。文章分析了天山东部地区的粟特人和典之间的种种关系,并清晰呈现了粟特人典在文书制作过程中的实际作用。
  • 玄学视野下的“宅无吉凶论”——阮侃及其风水批判思想
  • 阮侃是魏晋玄学思潮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与嵇康之间关於“宅无吉凶”的论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风水的系统辩论,封中国古代风水术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阮侃直接承袭了王充“吉凶兴衰不在宅”的风水批判思想,但同时又鲜明地坚守儒家思想底绒,认为风水信仰违背了“圣王之治”,而且容易萌生“妖心”,不利於维护统治秩序。阮侃的风水批判思想,承继了陈留阮氏“家世儒学”的家学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王充黄老道家思想的新因子,这为我们研究竹林名士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 四百十六卷本《明史》之编定者考
  • 《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百十六卷本《明史》,学者多以为万斯同所撰。本文考察《明史》监修总裁官熊赐履与修《明史》的经历,并与上海图书馆藏熊赐履手定本《明史本纪》二十六卷相印证,认定四百十六卷本《明史》即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追呈本。此本在《明史》成书遏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 晚明理学与心学的合流——以东林学派和刘宗周为视角的考察
  • 宋明理学到晚明追入衰微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弊病愈益突显出来,“朱学支离,王学粗疏”相当程度上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共识。为了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应付即将来临的社会大变化,一些晚明学者如以顾宪咸、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和明末大儒刘宗周,力图打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野,将两大学说加以融合,由此造成了朱学和王学逐步趋近与合流的局面。体现在顾、高的理学观点上,就是以心说性的性论和封格物致知的重新诠释。以及封心无善恶说的诘难;就刘宗周而言,主要表现为杂糅心、理的万物一体说和以慎独为核心的人生论。然而,程朱与陆王毕竟分属於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思想体系,东林学派奉程朱为正宗,刘宗周则一本王学,学说各有出处,其折中朱学与王学的努力,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理学的流弊,也使他们自己陷入进一步的理论混乱之中。
  • 王阳明政治生涯出处进退心迹辨——兼以就教於余英时先生
  •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伴随着明代政治生态的恶化,儒家士大夫逐渐绝望於“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体现在王阳明身上,刖为“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余先生藉以支持此论点的最直接证据刖源於封“龙场悟道”时阳明出处心态的考察。本文以为,“龙场”时期的抉择只是阳明一时的选择,此後在用世与退隐之间的选择,阳明是屡有挣扎的,而龙场之抉择,也只是针对刘瑾用事这一具体政治情境而发。此後刘瑾伏诛、正德嘉靖鼎革之际以及阳明晚年嘉靖“谢恩”之召,阳明出处心态皆有所起伏。其中,尤以其晚年“谢恩”之召时,用世心最为强烈。综合其整个政治生涯而言,阳明出处心态与传统儒家士大夫并无太大差别,而余先生所说“觉民行道”之转向,则实自阳明弟子王艮始肇其端。同时,封於如何看待明代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之实质,笔者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谨以就教於余英时先生。
  • 黄宗义对阳明学正统地位的构建
  • 阳明学经过明朝中後期的发展後出现了虚玄任情等流弊,在明末清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时成为学界批判的对象,黄宗羲作为阳明学乃至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从理论上和行动上竭力维护其在儒家中的正统地位。他认为阳明学是明代理学的代表,力证阳明学不是佛学,肯定阳明学是儒家道统的承载者,并上书据理力争,最终促使《明史》的主持者放弃了设《理学传》的打算。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未能改变阳明学派在清初走向没落的命运,但却初步将阳明学的正统地位耩建了起来,此後,随着他的《明儒学案》等着述的流传,他的上述观点也被许多人所接受,并且至今封人们关於阳明学的认识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 《阅微草堂笔记》诗话肤说
  •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数十篇涉及封前代和当时诗歌的评论,至于引用了诗作的篇目更多,其中亦间有评论。这些评论与其诗学户专着相比,虽然零散,但以稗说诗,内容丰富,形式自由,方法独特,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即从诗学主张、诗史评议、诗艺品鉴等方面,封《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诗话”加以梳理,并分析了纪昀较多采用的“扶乩者言”的叙诗论诗方式。
  • 范仲淹的学问及其振兴文教主张中的道教因素
  • 历来封范仲淹的理解往往侧重于儒家一面,但实际上,他的学问志趣中有不少道教的因素,他以《易》为媒介把道家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为一体。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名师胡瑗,其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就是根基於易学和道家思想,而范仲淹正是把胡瑗引为学问上和思想上的同道而举荐了他。他们以“学校”模式来普及教育的理论根底就是道教的万物生成的思想,而那种根基於易学思想的教育方针又促成了士大夫思想文学的巨大变化。可以说,道教思想通过“学校”教育而造就了宋代的“近世”。
  • 《汉志·诗赋略》杂赋类研究
  • 《汉志·诗赋略》的杂赋类是整个赋类的杂编而非其他,刘向在整理赋类作品时,将那些作者、时代等信息无考的作品统统归为杂赋一类,然后又以一定的主题或内容等为标准作了归类、编集,最後不能归类、编集的则统编为《大杂赋》;杂赋类与屈原赋之属等三类之各类不处在同一个层次,而是与它们三类之全部处在同一个层次,研究者多将它们看成处于同一个层次而展开论述,其结论难以成立;杂赋类符合《漠志》着“杂”于末的着录体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个杂赋类为着“杂”于末。这支撑了杂赋类为赋类之杂编的结论;一是杂赋类的内部也存在着着“杂”于末的体例特点,《大杂赋》即为着录於末之尤“杂”者,这可藉以探讨《大杂赋》之“大”的含义等问题。研究《诗赋略》杂赋类必须充分考虑到《漠志》的目录学本体因素,否则出现偏差与不足将难以避免。
  • Abstracts
  • 稿约
  • 《国学学刊》(季刊)以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宗旨,举凡经史子集和新出国学资料的研究,都列为本刊的研究对象。
  • 《国学学刊》封面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