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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国学学刊》 > 2012年第03期
  • 民国时代“礼教救国”论的强音——唐文治先生礼学及其《礼记大义》的新礼教初探
  • 本文重点介绍唐先生《礼记大义》经世礼学的主张,彰显中国礼学的深度关怀与学理的高度。全文五节。第一节全面表列礼学着述,表明唐先生一生封礼学、“礼教”予以极严肃的关注及实践。第二节整理礼学家法的具体主张,先生早年所撰《叔孙通所着书考》、《贾生深于礼述》、《郑君述漠律考》等论文所成立的礼学谱系,及对《仪礼》、《周礼》、二戴《记》等礼书的研究门径,表明唐先生具备充分学术条件论述礼学。第三章专录《礼记大义》“卷首”的三组文章,分别是唐先生的自序、《<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类别提要表》、《<小戴礼记〉源流义例考》、《<礼记〉应读书目表》,由于《礼记大义》坊间难得,所以尽可能引录,方便读者参考。第四节徵述《礼记大义》引诸家礼说的斟议,其中涉及郑玄、何休、王肃、朱熹、王夫之、毛奇龄、姚际恒、戴震、黄以周,抉示唐先生“尊郑即所以翼朱”归宗朱子的精神。最後说明《礼记大羲》论“礼教”的适用性,提出主张恢复“冠礼”与“乡饮酒礼”,以重建文明的社会。本文表明唐先生礼学关怀所在,并显示重建“新礼学”的经世气魄。
  • 开展孟学史研究,挖掘中国文化的清流
  • 《孟子》作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自问世以来,历经由于书到经书的升迁。孟学是中国文化的清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孟学史不同于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对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做整体及一般性的介绍、描述和讨论,而是立足于《孟子》,探讨思想家对孟子思想的认知、理解、诠释、接受,乃至发挥、改造,从而更好地揭示孟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线索。因此,从“专门学史”的角度对古代学术思想进行梳理、研究,无疑是对传统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深化,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向。
  •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适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後的情况,很少有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历程,指出:《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运动,在思想史与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始于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的王夫之,而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产生的官方修撰《礼记义疏》则起到了主导作用。重返《礼记》,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有关两者的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大学》、《中庸》重归《礼记》,有着漠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
  • 朱熹、王阳明关于《大学》“至善”概念的不同闰释——以明代“大礼议”为视角
  • 朱子与王阳明之学术异同,历来学者颇论之,然多从心性学的角度着眼。本文则立足于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试图从经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朱子、阳明关于“至善”问题的讨论。由此,我们发现,阳明针对朱学流弊而提出的“致良知”之学,若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却导致了明世宗一系列尊崇本生父母的率性之举,不仅破坏了儒家的基本礼制,而且对晚明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 《易》在《四书》诠释中的运用——以《孟子》“尽心知性”说的相关诠释为例
  • 本文以《孟子》“蛊心知性”说的相关诠释为例探讨了《四书》诠释中《易》的运用。从程颐到黄宗羲再到焦循,不断有学者援《易》入《孟》或本《易》解《孟》,这个情况反映,《易》在《孟子》诠释中的运用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体现了某种学术惯性。《易》在《四书》诠释中的大量运用,是近世中国经典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中可以获得的启示是,《四书》加上《易》(经传)是近世性理学的主要经典资源。《易》对性理学的形塑作用及其表现方式,有必要给予更多研究。
  • 武德:战国时期“文”“武”面面观
  •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关於武德在六部先秦军事经典中的展现。以如下几点作为研究目标:首先是封基本的军事美德在文章中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其次探讨文、武德范畴之间的重叠以及两者的区分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本文认为:由于战国时期连续不断的战争街突致使对高水平军事将领的需求趋于上升。诸多史料中以描述有关指挥将领理想特性的文章形式突显了这个问题。这种特性作为武德规范准则多次被归纳成四或五条标准来进行展现。由此可以看出它们与传统的五行纲要以及与其相关思想有着紧密地联系。封道德规范准则的分析揭示了某种常用的道德规范,经过对其中三种基本军事美德为例追行分析研究,可以得知它与某些儒家基本道德规范息息相关。适两种道德规范形式在早期周代贵族军事化的生活方式中拥有相同的根源。虽然两者有着一定的重合性,但在基本军事美德和儒家基本美德之间又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造反映了战国时期“文”与“武”之间的生活方式日益分化。
  • 礼乐文明的兴衰与周代军队的变迁
  • 西周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臻于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时期的军事也便以礼治为其特色,分封制下的政治法规与道德观念渗入军事领域,一切军事活动均以“军礼”为纲领,所谓“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故具有极强的礼治规范性。本文首先从统御体制、兵役制度、军事训练及教育、战争活动等方面考察了西周军事的礼治特徵。然後封春秋以後,“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战争方式、战争指导观念,以及包括职官制度、武装力量构成在内的军事制度的一系列变迁,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 荆襄之战诸问题考论
  • 三国时期的荆襄之战历时不长而影响巨大,但因有关记载简略而致许多问题长期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今笔者爬梳剔抉,考证论析,谨就此战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如下见解:1.关羽北伐襄樊是得到了刘备授的;2.关羽北伐的战略目标是攻占襄樊,夺取曹属荆州,而不是要一举灭操,还帝于旧都;3.诸葛亮(或刘备)借刀杀人以除关羽并非太炎先生的观点;4.刘备、诸葛亮不救关羽是因为其根本来不及救。或日没有能力救。
  • 中庸思想:苟学进路的诠释
  • 宋明以来,《中庸》呈现着鲜明的孟学性格,并且让人难以想象其他的可能。但这有可能只是尊孟抑荀风习下诸多孟学进路先入为主的诠释所共同造成的结果,并非无法松动。历史上,《礼记注疏.申庸》、司马光《中庸广义》、戴震《中庸补注》等已经多少(或许是不自觉地)呈现了不一样的、接近荀学性格的诠释理路。本文则尝试以《荀子》裹头所蕴涵着的苟子哲学的普遍形式(而非《苟子》原有的较为局限的表述形式)为参照标准,自觉地、彻底地、全面地从荀学进路来重新解读和诠释《中庸》。本文发现,《中庸》裹头的核心观点天命、性、道、中、和、中庸、诚….一等都可以改从荀学退路做成一个整体融贯的新诠释;出自《礼记》的《中庸》,其实很有可能跟《大学》一样,也是荀学一路的作品。
  • 性善与性恶:千年争讼之蔽与失 ——对孟、荀人性善恶之辨的重新解读
  • 本文证明,围绕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而发生的千年争讼其实是一场无稽而无谓的人为错误,因为导致这场争讼的所谓“对立”拜非源自孟、荀人性理论本身,而是由于后儒观念上的障蔽和认知上的偏失所使然。具体而言,蔽于“名”而不知“实”让儒者们深陷两大认知失误:一是把本来只是一个经验命题的苟子性恶论错误地或不知不觉地当咸了一个与孟子性善论一样的形上学命题来看待,结果两个原本分属于不同真理之域的真命题被置于一个非此即彼、不得两立的生死之境;二是封苟书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觉解和论述,或视若无睹,或妄加否定,结果一个原本道器俱见的完整的人性理论,在後儒眼裹,就只剩下人之动物性一层。悠然不觉,已谬之千里。
  • 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西方汉学界围绕孟子“性善”说的两场论战
  • 19世纪末的传教士漠学时代和20世纪末的专业汉学时代,汉学家们围绕《孟子》的人性论展开了两场针锋相对的论争。在第一场论争中,理雅各借道巴特勒主教的良心论来说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并将孟子的“性善”解释成“性向善”,但谢卫楼却抨击孟子和理雅各双双否弃了上帝恩典。第二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安乐哲的文化主义与华霭仁的共同人性论之间的分歧,而产生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因则是辩论双方对于民主和人权的不同态度。两场论争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但论争的核心观念却高度相关,在理论脉络上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天主教各修会理解《孟子》人性论的不同态度。
  • 宋代诗人酬唱圈研究
  • 宋代诗人酬唱圈从小到大可以分成三种:个人、集群、全体,或者说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考察不同层级的酬唱团。宋代每个诗人都有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他人为客体的个人酬唱团,在个人酬唱圈中,主体会将酬唱的对象按着亲疏远近尊卑长幼关系分为几个圈层,遵循着人际关系中的“差序格局”,选择不同的话语腔调进行酬唱。聚会、诗社既是集群酬唱圈形成的主要渠道,也是集群酬唱圈成员交流酬唱的重要方式,诗人们在其中实现身份、情感、文学的认同需求,进行各方面的交流,有些形成流派,更多的只是交际联络;全体酬唱圈并非“士人社会”全部,却代表了士人社会的主流审美意识,是士人社会乃至整个社会习俗风雅化的倡导者与引领者。
  • 明遣民钱澄之集外诗文函札辑考
  • 明遗民钱澄之的诗文集在清代是迭遭禁毁,散佚颇多。今从康熙元年(1662)乐易堂十卷本《田间集》、钱谦益《吾炙集》、朱彝尊《明诗综》等别集、选集中辑得其集外诗、文、词及函札等珍贵文献,并略加考释,以供同行参考。
  • “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为例(上)
  • 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後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为“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後,“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辟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後,经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作为清末文教改革的推动者,张之洞对“清流”势力的同情与援引,甚至影响到甲午(1894)以降地方督抚引导下士林学风的转移。
  • 英文摘要
  • 冯其庸先生到人大国学院指导工作
  • 2012年7月1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冯其庸先生到校视察新落成的国学馆。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学院院长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查显友等领导在国学院会议室与冯先生亲切会面并愉快座谈。
  • 稿约
  • 《国学学刊》(季刊)以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宗旨,举几经史子集和新出国学资料的研究,都列为本刊的研究对象。
  • 《国学学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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