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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化纵横》 > 2011年第02期
  • 我们应该相信谁
  • 对我们而言,信任危机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只是整个社会在信任危机中垮塌的速度和规模实在太惊人,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从华南虎、七十码、毒奶粉、传销到最近的乐清钱云会事件,政府、法院、专家、企业、熟人、媒体、行业协会、公益组织都变得令人生疑,人们觉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倒在利益的诱惑或者权力的恐吓之下。
  • 超级富豪的秘密恐惧
  • 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中心”历经四年完成一项研究,旨在观察美国富人的思维和生活状态,特别是他们从积累财富向反哺慈善转换的方式、时机和程度。该中心通过互联网,邀请最富有阶层的人士,自由地讲述财富如何改变他们及其子女的生活。回复不一而同,从几个字到几页纸都有。在大约165份回复中.有120个家庭拥有超过2500万美元资产,而平均净资产高达7800万。
  • 反思阿拉伯民主
  • 面对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欧美有识之士抱以审慎态度。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Thomas Carothers在《外交政策》上撰文“反思阿拉伯民主”(Think Again:Arab Democracy),就七个似是而非的信条逐一加以审视,戳穿了这些信条的神话。
  • 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 英国内阁的一位穆斯林女部长巴罗尼斯·沃西(Baroness Warsi)最近公开宣称,反穆斯林情绪在英国已经“登堂入室”,她警告:针对穆斯林教义和信徒的不宽容、偏见和顽固正在滋生。相反,一些宗教和社会人士针锋相对地说,英国日益增长的穆斯林数量,也导致了教义和西方民主的兼容性问题。2005年基地组织在英国制造的爆炸事件中,极端分子正是在英国长大的。
  • 中国和刚果(金):患难之交
  • 2007年以来,尽管西方捐赠者已向刚果(金)许诺了超过30亿美元的援助,但到位缓慢。刚果(金)总统焦虑于国际援助的缺乏,并开始与中国建立独立于西方捐赠者的合作关系:在整个国家陷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带来的外债压力的情况下,与中国公司之间“以资源换建设”的交易模式,将能在不增加外债的情况下为刚果(金)带来投资。
  • 封面选题:信任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 面对裁们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背信、欺诈、冷漠与荒谬,大多数人都不免发出“人心不古”的哀叹,继而憧憬20世妃五六十年代的纯朴人心,甚至民国时代的文人雅韵或壮士一诺。然而,回归现实之后,我们却仍然汲汲于生存借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一轮的猫鼠游戏中。
  • 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
  • 当今中国,官民之间固然已不存在相互的信任,精英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多少信任可言。即便就是民众之间,又有多少相互的信任?身处这个高度不信任的时代,人们会痛切地感受到信任匮乏之害。
  • 台湾社会的信任感是如何建构的
  • 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籍老人常常津津乐道日据时期的秩序井然与夜不闭户。他们对于管区警员的尊崇超平我们的想象,会用“大人”或是“管区大人”的敬称来称呼管区警员。比“管区大人”更高一阶的叫“刑事大人”(也就是刑警),有着更崇高的权威。这不仅代表了他们对警方或殖民者的畏惧,也代表了他们对法律秩序的服从。
  • 淘宝的诚信理想与道德困境
  • 根据第三方数据统计显示,2008年,淘宝网成交额约千亿元人民币,而其中只有不到600件交易纠纷升级为工商投诉,平均每2亿元交易带来一起投诉,投诉率大概只有我国线下零售业投诉比例的1%。
  • 历史视野下的埃及革命
  • 近期突尼斯、埃及、约旦、也门、巴林、利比亚等中东国家(2009年的伊朗也可以算是其中个)的政治动荡与剧变,引起国内外各界极大的关注和猜测。国内各个阵营的、戴着不同颜色眼镜的观察者们,不遗余力地涂抹和描画着这些遥远且陌生国度里发生的“热闹”。殊不知,这正是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国内主流知识界基本上从未关注过的边缘地带(显然,
  • 从无助到觉醒——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自我省思
  • 阿拉伯世界的心脏 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说着不同的方言。没人使用标准阿拉伯语——我们的普通话。当然,我们可以在电视新闻节目上听到它,可以从收音机听到它,可以通过报纸阅读它。但是我们在街头并不使用它。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着一种或者多种特色方言。(当我第一次去约旦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当自己用伊拉克方言讲话的时候,当地人民似乎很难理解。)但是,
  • 透过媒体审视埃及革命
  • 前年秋天,我和妻子去埃及旅行。在亚力山大、开罗和阿斯旺,我们常常惊异于各个景点门口,在旅客身前身后乱跑的小孩。他们拿着一沓明信片,大喊“完蛋了完蛋了!”几次之后我们反应过来,那是英语“One Dollar”的埃及发音。
  • 古都新命——与王军谈西安的新城市建设
  • 古老都市的现代化命题 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中国举办过几次了。2011年在西安沪溺举办的世园会,正好在上海世博会之后,比起其他的世园会,自然更受瞩目。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西安世园会以“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当然,这二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应该包含着以一种博览会为契机,完善城市建设体系,重塑城市形象的用意。
  • 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
  • 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众多意识形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端,但是迄今为止的有关讨论还没有触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个民族主义中包含相当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难得和其他肤色的人种大规模交流,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向来淡薄;中国人本身就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限制了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和种族问题是由阶级问题派生的,
  • 富与穷:变动中的乡村秩序——寡头政治与中国基层民主
  • 公元2000年展开的农村税费改革,同时也伴随着村庄资源分布、权力结构和社会地位大规模重组的历史过程。后税改时代的十年,乡村社会没有走向“历史的终结”。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汲取的弱化,也未能保证农民的普遍幸福。与此相反,1980年代初建立于社会均平化基础上的村庄民主,在社会分化的新形势下,却日益呈现出金钱寡头政治的病态。
  • 富人治村的困境与政治后果
  • 一般来说,有两种性质的富人治村,第一种是当政的村干部因控制村庄政治而“致富”,使得当前村庄治理变成富人治村;第二种是已经富有的村民主导了村庄政治。第一种性质的富人治村多是发生在村内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矿区农村或者是土地价值较高的城郊村,在这类村庄中,村干部通过治村而捞取个人好处,治村是手段,
  • 维权还是出气?——贫富分化下的集体上访
  • 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对农民集体上访、农村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集体行动的研究便受到学界关注,总体而言,都是在基于利益表达的“维权”范式框架下进行分析。在代表性的研究中,李连江等首先将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民维权活动归结为“依法抗争”的模式,而于建嵘认为,1998年以后的农民已经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和“以法抗争”的阶段,
  • 人情与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
  •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它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经济层面上看,它是一种互助机制,人们可以依靠它转移因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在社会整合层面,它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尤其是仪式性人情发生了很大异化。在某些地区,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
  • 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
  • 农村妇女地位:宁波与荆门的比较 中西部农村中,荆门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非常大,首先因为她们在家庭中扮演了积极而又有决断力的角色。荆门农村的妇女往往是家庭中当之无愧的“当家人”,当地老年人甚至认为现今已经进入“女权时代”。这并非一句夸张的玩笑话。做了公婆的中老年人,通常能最先敏锐察觉到妇女地位的提高。
  • “NGO外交”的中国使命
  • 当下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博弈中,不论是略显疲态的超级强权美国、内扰纷纷的欧盟国家、前景不明的俄罗斯,还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摩拳擦掌的新兴工业强国,NGO在国家一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政策影响已不容忽视。在诸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会议上,各种环境议题、人权议题、国际援助发展及人道救援领域中,NGO都已成为政策设计的前提预设,
  • 产业民主与日韩模式的分殊
  • 东亚地区的整体崛起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而作为该地区最新赶超者,中国的持续发展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一变化的意义。相对于东南亚而言,东北亚的日韩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日韩如何在维持一党长期执政或威权体制的同时实现生产的快速扩张,是中国的观察家们长期以来最为关心的主题。
  • 斗争、和谐与中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 齐仁在《论中国模式》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期的确立。他并且指出,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发展观阶段提出的“和谐观”预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到来。全面、深入、自觉的“和谐型文明”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阶段中本质性的东西。(见《文化纵横》2010年第10期)这个观点,在哲学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关怀
  • 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门“显学”。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地位、研究领域的多样化而言,还是从相关刊物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所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这一领域的从业人数而言,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都呈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与其在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总体式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
  • 《帝国》、黑客与茉莉花革命
  • 大约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后,后冷战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一个新帝国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译成多个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不过,在当时“新保守主义”话语几乎垄断有关帝国的讨论风气下,这本左派风格的《帝国》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似乎相当有限,
  • 编读往来
  • 总体来说,杂志主题能跟上时代,立场多元,有些文章有深度。关键是慧眼识作者。但目前问题是读者定位不明。如果对多界读者群就要泛,如果对知识界就要精,最好还能反映重大问题的争辩。
  • 《文化纵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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