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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延展心灵的三次浪潮
  • 延展心灵论题在近二十年的争论中,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延展心灵的第一次浪潮基于功能对等性原则,第二次浪潮基于互补性原则或整合主义,第三次浪潮则基于非个人主义和动态系统视野。在围绕第一波延展心灵的争论中,认知主义者提出了三种主要的论证:差异性论证、耦合一构成谬误、认知标志异议。第二波延展认知的诞生让差异性论证失去了意义,而第三波延展认知则强有力地回应了耦合一构成谬误。然而,第三波延展认知在强调社会一文化环境的时候,淡化了对物质环境的关注,而这本属于延展心灵的原初关切。此外,由于争论双方缺乏对认知概念的一致性见解,对于何为认知标志这一问题,其相互争论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况,延展心灵并不能很好地回应认知标志异议。延展心灵如果要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澄清物质文化在认知系统中的能动作用,其次需要界定一种新的认知概念。
  • 评查默斯的“自然主义二元论"
  • 查默斯提出“自然主义二元论”,向当代心灵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物理主义发起进攻。但是,由于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在学理上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查默斯实际上并未摆脱物理主义的窠臼。查默斯的二元论特征是:一方面,在本体论中增加了非物理的东西即经验(亦即意识或感受性);另一方面,由于查默斯拒绝把康德目的论作为功能和信息的本体论基础,致使他走向另一极端即泛心论。在笔者看来,查默斯的意识理论在这两个方面都存有严重的缺陷。
  • 软计算的理性与非理性探析
  • 软计算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计算方法,可以对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确定和不精确问题进行计算。软计算是对传统硬计算的突破,在纯数学推理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感、文化等因素。可以说,在软计算的计算过程中,既有传统计算的理性因素,又加入了许多现实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软计算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
  • 作为回应的第二评价与知识优先
  • 在日常会话的评价行为中,由于交际双方对评价对象的知识占有情况常常不同,所以交际者通常会通过话轮设计来展现自己对评价对象的知识状态和知识权利。作为对第一评价的回应,执行同意的第二评价常常会出现抢夺知识优先权的状况。本研究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知识论作为理论基础,探究在执行同意的第二评价中,四种争夺知识优先权的汉语会话常规,即“对啊/呀”;以“哦”开头的表达;“是吧?”;反问句。这些会话常规既维护了社会团结又表现了说话者的知识独立。
  • 不完全自然的生成——论迪肯的“缺失主义”与突现动力学
  • 迪肯在《不完全的自然》中提出的缺失主义和突现动力学理论,是系统科学、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结合的典范。生命和心灵的本质是“缺失”,是系统突现的产物。三层次的系统动力学遵循相同的生成机制:顺行变化与逆行变化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系统约束的变化。迪肯的贡献在于实现了人们对生命与心灵本质认识的隐喻的再一次转换,并提出了明确的起源机制。
  • 试论卡西尔符号形式概念对黑格尔的回应
  • 卡西尔对黑格尔的继承在于,他同样认为生活及其文化形式是同一的,人的工作作为符号的孕育就是精神自我表现时的形式构建;而其对黑格尔的批评在于,通过文化的各种符号形式中符号与所指关系的说明,否定了黑格尔的逻辑中心论。由于这导致了至善概念的取消,卡西尔需要重新思考文化间的关系、文化与权力、正义的关系。当黑格尔伦理学中的腐败存在被剔除之后,其国家概念中的政治经济学,仍可提供重要的启示。
  • 对笛卡尔预设的批判与重建——兼论戴维特的温和解释论
  • 传统的扶手椅哲学诉诸直觉的方法提供可靠的证据,其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们难以逾越的鸿沟。乔姆斯基从语义学理论出发,提出笛卡尔预设,为直觉证据的先天可靠性进行辩护。当前,面临实验哲学直觉的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严峻挑战。戴维特试图从实验语义学出发,通过质疑笛卡尔预设,批判笛卡尔解释,提出一种经验负载的温和解释论,重建为直觉可靠性辩护的可能路径。温和解释论不仅使得传统的扶手椅哲学的理论重新焕发了活力,还为实验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论。同时,温和的解释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论达米特的命题与事实观
  • 在批判性地考察事实与陈述、命题与陈述、事实与命题、命题与实在的关系的基础上,达米特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通过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弗雷格等哲学家的命题与事实观进行分析、比较、反思,最终形成自己的命题与事实观:事实是真命题(思想);实在不是由事实组成而是由事实决定的;命题(思想)是从话语即语言中抽象的且独立存在于语言之中。
  • “感受质”问题和直接呈现理论
  • “感受质”问题的澄清和阐明需要借助直接呈现理论。“感受质”来源于经验的直接呈现内容。“感受质”揭示了经验自身的性质,这些性质无法还原为经验的对象。这种思路承袭自感觉材料理论,但是避免了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承诺。“感受质”作为经验性质同经验的意向性解释相兼容。主体需要具体经验才能获得关于“感受质”的知识。
  • 语境论视阈下的理解与解释之争
  • 文章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解释与理解之争的四个阶段进行了论述,澄清了其问题域和哲学实质,通过分析语境在理解和解释中的作用,主张以语境论整合这一争论。
  • 晚期先发制人、反事实与结构方程架构
  • 晚期先发制人问题对刘易斯的素朴的因果关系的反事实理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正是有鉴于此,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架构理论试图通过解决晚期先发制人问题来挽救因果关系的反事实理论。但是,这种努力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笔者认为只有求助于因果多元主义才能解决晚期先发制人问题,才能丰富和发展因果关系理论。
  • 论“存在"视野中的信息技术
  • 信息技术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使命是创造一种不同于物质存在的信息存在,这两种存在之间形成了复杂丰富的哲学关系,从这种关系中可以进一步把握信息技术的特征和信息的本质。信息技术还可以从存在论的视野区分为信息储存技术和信息生成技术,两种信息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协同发展,进一步展现了信息技术内在的哲学内涵。信息技术还具有“为人而存在”的属性,其创造的“气态信息…‘固态信息”和“电态信息”,体现了对于人存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信息需求。
  • 技术风险感知视角下的风险决策
  • 技术风险具有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技术知识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实践的逻辑错位导致技术风险的客观实在性。技术主体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利害关系、风险距离、风险性质、风险态度、风险偏好、风险倾向等建构风险,因此技术风险是基于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二阶函数。风险感知也受风险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基于风险感知基础上的风险决策必须兼顾技术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建构性才能保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 波利亚关于整系数幂级数猜想的思想研究
  • 整系数幂级数是级数理论研究中的一类重要级数,并有诸多成果问世。波利亚关于整系数幂级数猜想(后被称为波利亚一卡尔松定理)即是其中之一。文章基于原始文献,利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波利亚提出该猜想的思想背景和影响。他在1915年提出该猜想,艾森斯坦、波莱尔、法都等人的工作为其重要基础;考察了波利亚在1921年、1928年、1931年关于该猜想的三篇文章,揭示了其思想的演变过程;最后探讨了波利亚的有关思想对其他数学家的一些重要影响。
  •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 如牟宗三言,儒家格物致知的目的不为获取知识,而为平治天下。此种以知识为工具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晚清洋务大臣“师夷长技”为了“中体西用”。国民党执政时把科技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工具,中共执政后也把科技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此传统并未改变,且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的行政力量掌控和分配科技发展经费,学术机构的行政力量以数量指标评估和主导学术的发展,各级行政力量还直接主导对科技人员的各种奖励。此乃中国科技体制之巨大优势,亦隐含其根本不足。
  • 中国物理学哲学发展统计分析——以六大期刊为核心的统计分析
  • 文章通过对《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六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杂志自创刊以来发表的物理学哲学相关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了我国物理学哲学发展的历程,展现了物理学哲学发文数量、发文阵地、热点问题、研究方向以及作者背景等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探讨我国物理学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机器伦理刍议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的力量日益强大,自主程度也不断提高,使得机器伦理问题逐渐突显出来。选择何种伦理理论作为机器伦理的指导原则,如何解决哲学语言的模糊性与计算机程序的精确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是实现机器伦理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人工智能、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不同进路对实现机器伦理的具体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机器伦理研究尚处于“前科学”时期,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大力协作,共同努力将机器伦理研究推向深入。
  • 论生态学实验可重复性与伪重复的关联
  • 对生态学实验的可重复性与伪重复问题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将生态学实验与传统科学实验相比较,进而从生态学实验对象的特点入手,分析了生态学实验可重复性的困难,认为实验室实验可重复性相对较高,但野外实验可重复性很低。根据实验设计的组成分析了伪重复问题的内涵与类型,并分析了导致伪重复的原因。分析了生态学实验可重复性与伪重复之间的关联,发现可重复性的降低与伪重复的出现具有一致性,不应对生态学实验强求可重复性。
  • 波普尔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 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其学说曾引起世界学术界轰动,对当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中国学界早期引介波普尔学说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延续着大量的模糊说法,对于波普尔学说引介入中国的时间、路径、领域和影响等问题尚缺乏了解。查找到的文献证据表明:第一,在时间上,波普尔学说进入中国始于“文革”之前,而不是“文革”之后、改革之初;第二,在数量上,“文革”前至少有近20篇文章引介波普尔学说,并非“仅有几篇”;第三,波普尔哲学的核心内容“分界问题”和“证伪主义”早在1959年就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第四,波普尔学说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领域是历史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第五,波普尔学说最初在中国是作为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反面教材进行批判的对象。
  •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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