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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上海文化》 > 2013年第04期
  • 非此非彼——韩少功《日夜书》的双重面孔
  • 不知是不是塑造人物群像的需要,在《日夜书》里,韩少功几乎没有耐心把小说贯穿成一个长长的因果之链,他好像只想把一个故事讲清楚。并有意不让这个故事蔓延到另外的故事中去。即使极富冲击力的情节,作者也把这一情节的影响控制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不让其意义溢出,以成为此后故事归因的所在。小说前面的诸多细节,如果我们期望在后面有明显的照应,获得隔了叙事时空的解密乐趣,肯定会失望透顶。
  • 假想的煎熬: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
  • 在很多场合,苏童都谈及写作短篇小说时的享受和愉悦,一个稍纵即逝的场景.一次有头无尾的对话,以及季节的变换,乃至流水的氤氲,在他那里都不会被轻视,都是生命的形态,脆弱且有无从确定的未来,他沉浸其中,像一个在暗房里安静冲洗胶片的人,将时间、记忆以及想象用文字的显影液型塑成一帧帧泛黄的画面.挂满整个房间。与这样的享受和愉悦相对立的,长篇小说写作给予苏童的感受,至少从他自己过去的表达来看.却往往是疲惫、痛苦和困难。
  • 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
  • 网络时代的方言 一树繁花,开得胡天野地,思及荣枯倏忽,令人悲喜交集。而小说与世俗之兴衰相系,写当代上海春秋,以上海话为标榜,回眸百年前《海上花列传》及《海上繁华梦》,无论《繁花》作者是否在小说命名上暗藏玄机,不免要引出小说在现代中国命运的话头,其中夹杂着苏白方言的《海上花列传》更在读者接受方面经历了一番浪涛沉浮。
  • 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是无罪的:读胡发云的《迷冬》
  •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堪称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人物命运在自觉与不得不中跌宕起伏的小说,我只知道,至少,它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忆及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文字不同.是我所看到的第一部努力想从正面来揭示在那场运动中“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无罪”的小说;不仅无罪,而且那种理想、热情、献身精神,还有终于在“文革”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各种才艺与少男少女间的友情与爱情也会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乃至下几代人的记忆中时隐时现、闪烁着不灭的余光。是的,只是余光而已.然后又几番再现。最后便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去与消失而成为了一种怀念。我们可以笼统地把这种怀念称之为对“青春的狂欢与炼狱”的怀念。
  • 黄昏里的生活:解读盛可以的小说创作
  • 多年以前.余华的小说成为我嗜读症的良剂——为此,我将成为一个更加嗜读的人,并热衷于通过小说这种文学文本形式描述生活本身。在余华的小说中,“残忍”似乎是一种生活品质,就如苏童的“阴郁”一样。他的作品在我脑中总徘徊着这样一个意象,“黄昏里的男孩”。这个“黄昏”是挪威画家蒙克《呐喊》中“天空”的色调,大片低沉的猩红与几缕深郁的蓝。余华的作品浮现出这种色调,衬托着恐惧的尖叫与无名的颤栗,压抑而残忍。
  • 痞中带真和顾吩自雄:冯唐论
  • 最早知道冯唐,是在一种极偶然的情况下。当时我结识了一个当语文老师的朋友,他经常自吹语感好.自称但凡读过的作者,再读到,基本上不看署名,也能猜得七七/kA,。我听了当然不服,勾了手指.跟他赌一个礼拜的午饭。然后我在他的办公桌上.随机搜集了一批作者名单,晚上回家制成试题。一共五篇,我拿给他看。只几眼,他就认出第一篇是陶杰作品。他对陶杰的评价是:文字简练,文气贯穿,给人以开闸放水的错觉,知识面也极广,喜欢拿东、西文化作对比,并称之为“基因”。
  • 暴风雨中的羔羊:读姚鄂梅的近作
  • 在平凡人的故事中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是姚鄂梅小说的一个具有区别属性的特色。这些平凡人大多时候是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往往带着一种低于生活地平线的隐晦和丰饶.是不满足于速食故事的读者的福音。《心理治疗师》(《长江文艺))2012年11期)的主人公少女万小年,立志要做一个人生的例外,她的心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了去.偏执地爱上一个二婚带孩子的男人,她不顾周遭人的劝说,把这作为大事来经营,万小年说:“真能做成件大事也不错,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做大事的机会的。”
  • 和布莱希特的对话
  • 1934年。 7月4日。昨天.在布莱希特的病房,关于我的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次漫长的谈话。布莱希特认为,我在这篇论文阐发的理论——文学艺术中技术进步的成果最终改变各种艺术形式的功能(以及精神生产手段的功能),因而也是判断文学作品的革命功能的一个标准——适用于只有一种类型的艺术家,即上层资产阶级的作家,包括把自己算在其中的他本人。“对于这样一个作家,”他说,“真的存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一致的一个关键点:正是这一点,他能完善他自己的生产手段。因为在这一点上,他认同无产阶级,他被无产阶级化——这么彻底——在这同一点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生产者。
  • 有灵感的皮肤病学家
  • 无论是谁,只要傍晚站在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的门口,都会注意到一些离开的年轻人,他们因为阅读诗歌和哲学而显得如此迷醉,他们甚至都注意不到外面的物质世界。这些年轻人走起路来像盲人.像是进入充满昏暗的城市一样盲目笨拙。他们中的一些很快消失了,有一些会被汽车或者电车撞到。其他的则会被警察拦下来,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常识,对普通的行人来说他们是危险的。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走过很长很长的路——比如对戈特弗里德·本恩来说.这条路持续了七十年——这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三帝国、柏林封锁等等,这些可怖的障碍都没有使他们停下脚步。
  • 奥登的转变
  • 我一直设想着一场有关奥登的讨论:在一个从没读过奥登1940年之后作品的人与另一个从没读过他1940年之前作品的人之间。在最初的赞同——以“才能全面”、“行文流畅”、“时而尖锐”诸如此类的形容词——之后,一条令人疑惑的裂缝将在他们之间开裂,其中一个人在说一位令人极其兴奋的英国的社会诗人,充满着精力充沛的非文学的粗糙以及独树一帜的清晰的措辞.而另一个人则在说一位迷人的书生气的美国天才,过于喋喋不休而不易被记住,过于理智而难以令人感动。而且,他们不仅在奥登的诗歌特质上分道扬镳:对于其诗歌的水准也会出现尖锐的分歧。
  • 谁读乔伊斯
  • 初出茅庐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出生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爱尔兰时报》曾不无自豪地称这个城市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①。不过这不是根据人121算的,因为直到1911年都柏林包括郊区人121也不过四十多万②,而那时加尔各答已有上百万人121。不过在政治上,都柏林作为英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首都,确实可以位居第二。
  • 碎片·秩序·意义:帕斯卡尔《思想录》版本研究
  • 2010年9月最新出版的帕斯卡尔《思想录》译本后记中,译者钱培鑫先生谈到“完稿之后的一点遗憾”:“我和何兆武先生一样,都采用布伦士维格版的《思想录》,虽然那是公认的权威版本,但是它的主题编排法,也许与帕斯卡尔初衷有出入。法国此后出现了拉夫马版和塞利耶版的《思想录》,这两个版本比较客观,前半部分即前二十七扎手稿,都沿用帕斯卡尔本人拟定的提纲。”①这声微弱的叹息,注定将成为《思想录》中国译介的转折点。这位法国17世纪思想大师的著作实则是一部未竟之作,断简残编,未及成书。后世编者各行其是,为遗稿文字进行分门别类,使得三百五十年来数十种版本见仁见智。彼此面目迥异。
  • 修辞的病态:桑塔格与薇依
  • 1993年,苏珊·桑塔格在萨拉热窝导演《等待戈多》。开演当天,舞台上奢侈地点着十二支蜡烛——战时人们连往返剧院与家之间的路上都冒着生命危险,更不用谈物资的全面匮乏。街上传来持续的枪火声和装甲车开过的巨响。剧院内,当信使上来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会来时,人们在黑暗中静静流泪。桑塔格说,文化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达,演一出戏的意义在于使萨拉热窝人做在战前做的事情,使他们感觉成为正常人。
  • 疗治与街边诗学
  •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记录下苏格拉底的一个看法:一个好的“城邦”要有“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从这一点上,我很赞同苏格拉底下面的看法:“医生假如从小就学医,对各色各样的病人都有接触,对各种疾病都有过切身的体验,那么这个医生确实可能成为极有本领的医生。”好的法官我们没有碰见过,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好的医生确实罕见。
  • 只要汉字存在,中国画就不会消失
  • 吴亮:海春啊,我也不年轻了,有时候当你学生的面,我会跟着他们称呼你大师,平时我们自己见面,我还是愿意对你直呼其名。萧海春:对对,应该叫名字。
  • 《上海文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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