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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说发展科学与民主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
  • 文化发展不可移植、不可拼凑;我们要的是演化,日新与采撷。“五四”时期的许多识士采取了非理性的态度。他们把赛先生与德先生放中间的同时,竟然把中华固有文化里的好东西踢到两旁,以致中国近代史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徘徊在欧美化、苏俄化、“现代化”之间。中华民族要发展出新文化,但对来自欧美的赛先生与德先生,须是采撷其中能与中华固有文化兼容而优良的部分,扬其其余。
  • 让理性照耀国家——对中西法治差异及法治与理治关系的探讨
  • 西方“法治”具有理性基础,与“理治”具有内在联系,其主要理路在于从理性与信仰的“形上”高度构建法治体系,其主旨也在于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中国古代以来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密切联系,具有“礼主刑辅”或“礼法兼用”的特征,而“法治”也因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而形成某种“权治”理路。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的转变,就应借鉴西方“法治”或“理治”的合理观念与历史经验,重视建设法治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消除封建专制意识与权力斗争意识,由此才能实现让理性照耀国家的理想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 走向中华文明的未来谈--现代语境里的儒教思考
  • 按:2012年6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通识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在未来中华文明的建设路径的思考中,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陈明,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丛日云三位教授在昌平校区的礼堂会讲。三位教授志同道异,各抒己见,发人深思,也进一步激起学子们对中华文明未来命运和发展路径的新思考。此次三篇稿子,即是在三位讲稿基础上的一个修订版。
  • 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
  • 从宪法史的角度来讲,中华文明的未来面对着一个艰巨的目标: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如何构建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包含两部分内容:
  • “走向中华文明的未来”论纲
  • 对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这样的论题,一直以来,主要是研究中华文明,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大视野和比较文明的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命运,需要站在中华文明之外对之进行反观和审视。
  • 民法草案审议十周年专题——我国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完善——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四编评述
  • 编者按:制定一部民法典,既是几代法学家的夙愿,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2002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标志着民法典正式进入了立法的程序。然而,十年过去了,未见立法机关第二次审议民法草案。虽然民事立法仍在进步(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但民法典的立法进程显然被搁置了下来。2011年,中央高层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典缺位的法律体系终究是一种遗憾。在民法草案审议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提民法草案,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民法典的关注,切实推进民法典的立法进程。
  • 民法草案审议十周年祭
  • 一部法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后整整十年没有声息,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史上大概是十分罕见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就是这部法律草案。2002年12月23日,这部法律草案首次提交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标志着中国民法典正式进入了立法的程序。如今,十年过去了,虽然民事立法仍在进步,但并未见立法机关第二次审议这部法律草案。
  •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应然与实然
  • 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法治发展进程中,民法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最为迅捷的法律部门,被称为朝阳学科的民法学的社会影响力被不断放大,以至于影响到其他学科的发展,甚至挤占了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民法也由此一度被人冠以“民法帝国主义”。
  • 民法典的实质理性
  • 民法法典化是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梦想。然而,自1954年第一次起草民法典以来,虽然中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法典化工作,但由于受不断变动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或者受法典化研究和起草水平的限制,之前的历次法典化运动都无果而终。200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产生新的民法典草案。
  • 民法法典化和部门法化的背景、危机与出路
  • (一)民法法典化和部门法化的时代背景 倘若只允许我用一句话回答民法典和部门民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会说: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是理性自然法运动的产物!
  • 防止立法碎片化、尽快出台民法典
  • 我国立法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曾经两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工程。但后来因为客观形势立法采取渐进模式而不是民法典整体推进模式,民法立法逐一制定成为单行法,以至于形成近年来不顾民法体系化和科学性的立法碎片化趋势。最高立法机关在2011年宣布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这一“体系”其实建立在立法碎片化基础上的单行法的集合体,并不符合法律科学意义上的体系的本意。现行民法立法的集合体内还残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而法律基本规则的混乱、繁简失当、轻重失衡、制度缺失与制度重复这些问题还都存在。新近出现的一些立法和立法动议,只是追求单一立法的自圆其说,而不追求立法整体的衔接.其结果是民法体系性问题愈来愈显严重。民法立法应该及时防止这种情形继续发生,并且及时推进民法典立法编纂工作,对现行民法立法予以整合,实现立法真正的体系化和科学化。
  •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基础——以现代化转型为视角
  • 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稿)”进行了“一审”(以下简称民法一审稿),意味着民法典制定正式提上立法日程。此后,促生了多部学者版“民法典建议稿”。
  • 科学与常识:如何走向渐行渐远
  • 纵观科学史会发现,科学理论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走过的是一个渐行渐远以至分道扬镳的历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常识为基础;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理论则表现出与经验常识的背离;牛顿发明科学概念,不过这些概念依然烙有常识的痕迹;爱因斯坦的研究则始于对牛顿力学中基本概念的质疑,质疑的正是这些概念中常识的痕迹。科学理论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手段,只能从常识起步,但正是借助于逻辑思维尤其是数学推理,科学理论得以摆脱常识的束缚,人类因此而拓宽视野,并意识到坐井观天的局限。
  • 营利、责任与公益:上市公司社会捐赠研究——由十家上市公司2010、2011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切入
  • 上市公司参加社会捐赠事业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是值得法律设置相应的专门规则加以推进的事业。在保护捐赠人捐赠权利的同时,要注意上市公司的开放性特点、营利性宗旨使其参加捐赠事业与其他捐赠人的区别,对上市公司的捐赠应当有更完善的内在约束规则和外在法律规制,其在参加社会捐赠事业的同时,协调好公司、股东、管理层、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不同利益,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捐赠程序和行为,使捐赠额度符合上市公司的经营判断规则,使捐赠更符合社会公益目的。
  •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
  •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一位伟大的变法者,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梁启超早年倡导兴民权、开议院、立宪政,维新变法失败后,虽流亡海外,但他通过报刊传媒向国内宣传宪政思想。梁启超的宪政观发生多次变易,梁启超从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制,最终转变为坚定地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这是与当时中国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相连的,反映了梁启超的思想不固步自封,不僵化保守,而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梁启超毕其一生坚定地追求宪政理想,撰写了大量宪政方面的论著,是我国法律文化的宝贵资源。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卓越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 环境法本体论范畴研究
  • 环境法本体论范畴是对环境法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认识和概括,回答“环境法是什么”的问题.反映环境法的内部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环境法学的主要本体论范畴包括:环境法、环境法规范、环境法的原则、自然资源权、排污权。这些范畴彼此联系形成环境法本体论的范畴体系。
  • 中国目前气候治理组织机构评析
  • 通过近二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国业已形成一套气候治理组织机构。这套机构的有效运转奠定了中国气候治理的根基,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对于正在进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提出了一定的立法诉求。本文通过对中国目前气候治理组织机构的梳理,对中国气候治理组织体系的特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评价,以探求未来健全中国气候治理组织体系的途径。
  • 论“侨民保护”
  • 侨民是一个国家拓展海外利益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强有力的侨民保护是既关系到国家形象更是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在分析侨民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客观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作者的见解,并明确保护侨民权益与人身安全,是国家权利更是国家固有的责任与义务。
  • 读史治史的点滴体会——在第二十九期“法史深处的探寻”上的讲话
  • 近年来由于眼疾使得视力急遽下降,因此很少到昌平来与同学们交流。此次法学院开展法史论坛,和大家见面很是高兴,借此机会谈谈我在读史治史方面的一点体会。
  • ABSTRACTS
  •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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