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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革驱动”进行到底


□ 朱敏

摘 要: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经济要想越过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高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朱敏

  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亟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寻找动力源:创新力迷局破解之道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入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

  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 “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G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在此,我想将本文基本结论先予明确:唯有改革才能为创新开山辟路、保驾护航,唯有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方可再度激活和释放社会活力。

  虽说从逻辑上讲,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蒙蔽,继而蒙蔽他人。

  驶向快车道: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论证上述命题,并得出同样的观点。不难发现,中国当前不光是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少地方其实也在各自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理论观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

  也可以说,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各自对应的四类驱动力。其中第三阶段的经济发展引擎,正是创新导向或创新驱动。在迈克尔·波特的描述中,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主要包括: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以此按图索骥,先后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是: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德国、瑞典(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现在,真轮到中国经济了吗?对此,学界有着不同观点,也不乏质疑之声。我注意到,上海人大财经委李迅雷的分析颇有代表性,可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靠什么推动?”这是李迅雷疑问的开始。由于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他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又因依靠“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判断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从而认为,目前不少省市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

  何来创新驱动?其推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接着还比照了日本在1 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以及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以较为翔实的数据佐证了前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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