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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者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 高力克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 杭州310027

摘 要: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发起的一场旨在青年思想“觉悟”的启蒙运动。他期待通过一场反孔教的伦理革命和思想革命,达致国民之“最后的觉悟”,从而为共和政治扫清思想障碍。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办十年杂志改变全国思想的宏伟启蒙计划不到四年就大见成效。一个辛亥一代的老牌革命启蒙者,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而启迪了五四一代“新青年”的觉醒。然而,陈之启蒙计划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启蒙大业的完成。五四青年的觉悟,毕竟不等于国民的觉悟。而且,与伟大的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毕竟过于仓促,短短数年的思想革命亦不可能在一个泱泱古邦完成文化转型和现代价值的建构。革命启蒙者陈独秀呼唤“新青年”之“觉悟”的启蒙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革命和政治功利色彩。

  

  提要: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发起的一场旨在青年思想“觉悟”的启蒙运动。他期待通过一场反孔教的伦理革命和思想革命,达致国民之“最后的觉悟”,从而为共和政治扫清思想障碍。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办十年杂志改变全国思想的宏伟启蒙计划不到四年就大见成效。一个辛亥一代的老牌革命启蒙者,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而启迪了五四一代“新青年”的觉醒。然而,陈之启蒙计划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启蒙大业的完成。五四青年的觉悟,毕竟不等于国民的觉悟。而且,与伟大的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毕竟过于仓促,短短数年的思想革命亦不可能在一个泱泱古邦完成文化转型和现代价值的建构。革命启蒙者陈独秀呼唤“新青年”之“觉悟”的启蒙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革命和政治功利色彩。

  关键词: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 启蒙 革命 青年

  作者 高力克,男,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7)。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这本日后以《新青年》闻名遐迩的新思想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路标,它引领了一场倡言民主科学和攻击孔教的思想革命,从而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这场旨在革新青年思想、培植青年政治参与之觉悟的启蒙运动,对20世纪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一、一个革命者的启蒙计划

  辛亥革命后,共和昙花一现,专制阴云密布。1913年3月2日,年轻的国民党国会领袖宋教仁遇刺。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打击国民党议员。袁氏镇压“二次革命”后,大权独揽,悍然帝制自为,新生民国之民主政治遭受重大挫折。

  陈独秀是晚清秀才出身的革命者,其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时,因反清活动遭警察追捕而逃遁东北。1901年赴日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期间受明治日本新思潮和中国留学生刊物所宣扬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其思想开始由维新转为革命,由“康党”转为“乱党”。1902年,在日组织留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1904年,在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有蔡元培等。1905年,与柏文蔚等组建安徽爱国团体“岳王会”。辛亥革命后,陈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在“二次革命”中,陈独秀辅助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兴兵讨袁,失败后亡命上海。

  1914年6月10日,章士钊在其主编的《甲寅》杂志刊发陈独秀给他的一封信。陈在信中对民国政局一片悲观绝望:“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对民国前途命运的悲观失望,使陈独秀对政治心灰意冷,退而急欲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对于好友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之舆论事业的前景,陈独秀亦并不乐观:“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甲寅》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

  同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东渡日本,参与《甲寅》编辑工作。《甲寅》1914年5月由章创办于东京,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 《新青年》之前影响最大的刊物。后来《新青年》 “通信”赞誉《甲寅》“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 “说理精辟,其真直当为当世独一无偶”。陈独秀通过《甲寅》结识了高一涵、李大钊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新青年》编辑部的骨干。

  11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指出:“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陈这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前夕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已表达了其对民智民力的启蒙关切,而“自觉心”则预示了其启蒙思想的核心旨趣。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之“觉悟”成为陈独秀启蒙主题中一以贯之的中心目标。

  或许是受《甲寅》的鼓舞,陈独秀终于走出对民国政局的悲观绝望,而萌生了办杂志启迪民智的想法。他认识到,共和新国体与中国旧思想旧伦理格格不入,欲巩同共和政治必须在中国实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他曾对徽籍友人、出版商汪孟邹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其实,陈独秀很早就是一个革命派启蒙者,他与报刊结缘甚早。早在1903年,他就曾与章士钊等人于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他回皖创办《安徽俗话报》。辛亥以后,又在日本参与编辑《甲寅》。陈以创办杂志而改变全国思想的雄心壮志,源于其丰富的报刊经验。

  1915年6月中,陈独秀离日返回上海。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自此,中国启蒙时代最有影响的一本思想刊物横空出世。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校长之邀,赴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随之迁到北京。不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相继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自此,围绕《新青年》的北大文科知识精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

  二、启蒙宗旨:“新青年”之觉悟

  中国启蒙运动源于晚清维新运动。晚清启蒙运动的主题是“陶铸国民”,从严复的“开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启蒙思想家关注的是“国民”的思想革新。辛亥革鼎之后,陈独秀则独树一帜,把启蒙的目光投向“青年”,他将这一新世代的共和国民,视为新国家的希望所在。把他从悲观绝望中唤起的,正是“青年”。

  《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卷首,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文中以进化论观点盛赞青年之于社会新陈代谢的进步意义:“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根据新陈代谢的进化论原理,陈独秀将青年视为社会中新鲜活泼的分子,这些代表新兴力量的青年正是新生民国的希望所在。陈的启蒙对象正是这些代表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而社会中背负着数千年旧传统的中老年陈腐分子则在淘汰之列。此即陈的青年启蒙与严梁的国民启蒙的不同之处。陈强调: “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①陈独秀寄语青年的主旨是“觉悟”,此为其启蒙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他强调:“《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②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揭示了思想启蒙的宗旨。他指出: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③陈独秀总结了晚清以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为伦理问题: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④

  关于“政治的觉悟”,陈独秀总结了晚清以降政治改革史的经验教训,主张现代政治的趋势是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代替“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他强调:“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⑤陈所倡言的“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是一种非政党非官僚制的大众民主,这种激进的直接民主源于卢梭式的高调民主理想。

  在陈独秀看来,伦理为政治之本,伦理的觉悟才是“最后的觉悟”。他把儒家纲常名教归为共和政治的严重障碍,毅然主张废除儒教的伦理革命: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陈认为,儒家纲常等级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它决不能与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相容。“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陈独秀的启蒙宗旨是青年的“觉悟”。他期待通过一场反孔教的伦理革命和思想革命,达致青年及国民之“最后的觉悟”,从而为共和政治扫清思想障碍。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表达了他对20世纪之“新青年”的深切期待。他强调,新青年与旧青年,在生理和心理上有绝大差别。20世纪之新青年,在生理上应像英美日之青年那样强武有力、壮健活泼;在心理上则须摒弃根深蒂固的做官发财之卑劣思想,树立“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新信仰,实行青年精神界除旧布新之大革命。陈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新青年”的希望: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销沈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三、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文学革命

  中国启蒙思潮经历了从晚清英伦路线到五四法国路线的流变。陈独秀崇尚法国现代文明和启蒙主义,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以中法双语冠名而独树一帜,并且在其创刊号发表《去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尊法国为现代文明之摇篮。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追求现代价值的启蒙运动,它以伦理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而著称于世。陈独秀认为,现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动力,革命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引擎。“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全面变革。“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启蒙符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揭“民主”与“科学”大旗,将二者尊为现代文明的精华和中国进步的引擎。陈在微告青年》中开宗明义,倡言“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六大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并将“人权”与“科学”归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他强调: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体志罪案之答辩书> (1919年)中,陈独秀盛赞“民主”与“科学”,尊“德先生” (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与“赛先生” (赛因斯Science)为现代文明之救星。“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革命,它终结了西汉以降儒学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经学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华帝国意识形态而垂两千年。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的思想革命,成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关键步骤。陈独秀发起的反孔教运动,矛头直指儒家王官之学的“经学”意识形态霸权。他指出: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在答吴虞论孔教书中,陈主张:“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人光明。”在答常乃惪书中,陈强调:“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礼教的伦理革命。在《一九一六年》中,陈独秀对传统伦理的批判,矛头直指儒家三纲之说的宗法封建伦理:“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日忠,日孝,日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在《宪法与孔教》中,陈强调: “孔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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