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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 胡兵

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 北京100029

摘 要:

墨子生命伦理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前提,其"生生"的生命伦理精神博大高远,"兼爱"的生命伦理原则特色鲜明,"利民"的生命伦理实践方式切实有效。探讨墨子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实践方式,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生命伦理问题,凝练当代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原则和实践方式,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提要]墨子生命伦理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前提,其“生生”的生命伦理精神博大高远,“兼爱”的生命伦理原则特色鲜明,“利民”的生命伦理实践方式切实有效。探讨墨子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实践方式,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生命伦理问题,凝练当代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原则和实践方式,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生命伦理;生生;兼爱;利民

  [作者简介]胡兵(1973-),男,北京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北京 100029)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分会项目(2012 - RW - 23);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XJY - ZH - 1309);北京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XJTD1213)

  墨子生命伦理思想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墨子人性论为前提,其“生生”的生命伦理精神博大高远,“兼爱”的生命伦理原则特色鲜明,“利民”的生命伦理实践方式切实有效。探讨墨子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实践方式,对于凝练当代生命伦理的精神、原则与实践方式,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生命伦理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墨子人性论

  墨子人性论是墨子生命伦理思想的前提,墨子的生命伦理精神、原则及其实践方式都蕴于墨子人性论之中。在墨子语境中,人性就是人的本性和本质,它分为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其中,自然人性是指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自然生命所具有的本性,表现为自然人欲,即人在自然生活中的欲望和渴求,如衣、食、住、行、色等自然欲求;社会人性是指人的社会本性,是人的社会生命所具有的本性,表现为社会人欲,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欲望和渴求,如沟通、交往、尊严、信仰等社会欲求。人欲本身无所谓善恶,而满足人欲的方式和程度,会成为人们进行道德评判的对象,故人性有善恶之分。

  墨子认为,衣、食、住、行、色等自然人欲,“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辞过》,以下只注篇名),“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辞过》)这里的“俭节、淫佚、圣人、小人”等词,就是墨子对这五种人欲的满足方式和程度所作的道德评判。墨子认为,欲生憎死、欲得恶失、欲安恶危,以及喜利恶害、趋利避害、欲富恶贫、欲贵恶贱、欲众恶寡、欲治恶乱等也是人的生命欲求,如果不及时规范和引导这些欲求,就会导致“贪、惰、淫、奢侈、虚假、暴”等向恶人性的泛滥,造成“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尚贤上》)的人类困境。

  因此,如何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生命伦理精神、原则与实践方式,合情合理地满足人们的自然欲求和社会欲求,既有效遏制向恶人性,又能够导引人性向善,使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行为都符合善的标准,营造出一个和谐的人类生命伦理共同体,就成为墨子人性论的必然诉求,也成为墨子生命伦理思想所关注的焦点。

  二、墨子的生命伦理精神

  墨子是信仰至尊之天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他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创立墨家,实行夏禹之道,终身奉读“先王之书”(《尚贤中》),对其中的微言大义沈铭于心。《易·系辞传》云,“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墨子正是秉承了这种以“生”为体、以“生生”为用的古代生命观,把重视生命、爱护生命视为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同时,把天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智慧的化身,即“天为贵、天为知”(《天志中》)。墨子认为,“生生”是人们摆脱现实异化状态的本真境界,是至尊之天厚生大德的体现,是生命伦理精神之所在。

  墨子推天欲以明人欲,把“天之所欲”(《法仪》)视为导引人性向善的根据,“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天希望人们互相关爱、互惠互利,不希望人们互相怨恨、互争互害,而且,天能赐福赏善、降祸罚恶,因此,人们要敬畏天、尊重生命、爱人利人,“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法仪》)。

  在墨子时代,“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百姓的梦想就是“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尚贤下》)。墨子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强烈反对“攻城野战”(《兼爱中》),以及骄奢淫逸、大兴土木等一切“夺民之用,废民之利”(《非攻中》)之举,把“力”(劳动)视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命活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主张通过强力从事、勤俭节用,最终达到“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天志上》)的“生生”臻境。

  墨子深谙“生生”的生命伦理精神,在军事竞技、暴力战争等人类重大生命伦理事件中,率领弟子们“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义无反顾地捍卫天下众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命权、生存权,体现了古代侠士团体的最高境界和墨家的大爱,为我们现代人如何对待生命,特别是对待弱势群体的生命,树立了光辉榜样。

  三、墨子的生命伦理原则

  墨家的大爱就是墨子所讲的“兼爱”,在《墨子》中,“爱”共出现过267次,其中,“兼爱”出现过14次,“兼相爱”出现过13次。

  “兼爱”在《墨子》中有五层含义,即“爱人”(《法仪》)、“相爱”(《兼爱上》)、“爱利”(《尚贤中》)、“周爱”(《小取》)和“体爱”(《经上》),其中:(1)“爱人”是“兼爱”的最基本含义。所谓“爱人”,是指每个人都要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维护他人的生命尊严。“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大取》),爱人当然也包括爱自己,而且,“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在墨子看来,爱人的基本方式就是利人,即爱人者和利人者是同一个人;(2)“相爱”体现“兼爱”的主体间性。所谓“相爱”,是指爱人是相互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关系,每个人既是爱的主体,也是爱的对象,人与人之间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具有人格平等的主体间性。“相爱”所彰显出来的人的主体间性与平等人格,可以成为塑造当代生命伦理精神的最佳生长点;(3)“爱利”体现“兼爱”的墨家本色。“爱利”一词为墨子首倡,是“爱人利人”、“相爱相利”、“兼相爱、交相利”之义。墨子日:“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内外。”(《经说下》)“仁”就是“爱”,“义”就是“利”,爱和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要“爱利家”、“爱利国”、“爱利天下”(《尚同下》),而“爱利”与否,要“合其志功而观”(《鲁问》),如果只有爱人之志,却无利人之功,就等于不爱人。“爱利”从横向上说,就要使天下百姓都受利,“万民被其利”,“天下皆得其利”(《尚贤中》);从纵向上说,就要利人、利天、利鬼,“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天志上》)。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爱利”;(4)“周爱”体现“兼爱”的普世品格。所谓“周爱”,是指爱人就要爱天下所有人,“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小取》),每个人都是爱的对象,都有被人爱的权利,一个人如果只爱自己和亲朋好友,而不爱其他人,就等于不爱人,不过,墨子强调,爱的对象并不包括“暴人”(《尚同下》)、“暴王”(《天志上》)等这些人性极度向恶的人,因为“天”对这些人不但不“爱之”、“赏之”,还要“罚之”、“祸之”。所以,爱的对象虽无等级之别,但有善恶之分;(5)“体爱”体现“兼爱”的目的之爱。所谓“体爱”,是一种设身处地、体贴他人、视人如己、温暖无私的爱,就是“仁”,“仁,体爱也”(《经上》),墨子对“仁”的理解很明确,“仁,爱民者,非为用民也,不若爱马者,若明”(《经说上》),“仁”是一种真正爱民、全力为民、无私利民的目的之爱,而不是假借爱民之名来用民、牧民、利己的工具之爱。另外,根据墨子提出的“体,分于兼也”(《经上》)和“不外于兼,体同也”(《经说上》)等命题可以推知,“体爱,分于兼爱”,即“兼爱”和“体爱”(仁)的关系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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