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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长期累积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从城市发展的承载力约束，以及经济-民生-生态的协调关系视角，针对城市病的表现形式与成因、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问题、城市发展中的绿色化目标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防范“城市病”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维系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的根本所在。通过构建两阶段融资契约模型．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公私合作中收益分配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无论收益能否事前验证，政府资金约束都是公私合作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并且政府资金约束越大，项目风险越高，最优收益分配机制所决定的私人部门收益分配系数就越高。在收益不可事前验证的情况下，将项目收益完全转移至私人部门，将有助于提升其最优努力水平和项目运营效率。但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对项目利益的侵占不仅降低了私人部门的努力水平，甚至可能打破参与约束条件导致合作终止。因此，政府角色定位将直接影响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的推进。

中国进口生产服务的规模、结构与影响

进口生产服务有助于缓解国内技术瓶颈和关键性要素的迫切需求，但发展中经济体若是过于依赖进口生产服务，很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基于WIOD国家投入产出表对中国进口生产服务的总体规模和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中国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对生产性租赁与其他商务服务的进口比重最高，对生产性金融与保险服务的进口比重明显偏低。中国进口生产服务的部门构成极不均衡，进口生产服务投向工业的比例最高，投向服务业的比例最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努力发挥进口生产服务的积极影响，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生产服务进口贸易以满足国内迫切的需求。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引进国外高端生产服务的同时，要注意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提升国内生产服务的素质。

我国自由贸易区税收政策研究

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社会、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经济现实情况，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税收政策，分析和借鉴了国际较为成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政策，从明确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立法、提升税收政策完整性、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服务以及加大国家内陆自贸区建设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功能发挥与实施途径

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企业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和治理主体，能够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健康地建设与发展。目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整体发育还不够成熟，各主体参与力度较为有限。文章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总结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应具备的功能，概括当前我国企业在其市场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影响企业市场功能未能有效发挥的原因，探究企业充分实现市场功能的有效途径。

《行政诉讼法》的变与不变——以司法审查为侧重

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颁布施行，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新《行政诉讼法》调整了其立法目的，凸显了其司法审查法之属性；将诉讼标的由具体行政行为扩展到行政行为、将部分行政契约纳入审查范围、授权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强化了其司法审查之密度；增加了撤销判决、扩大了变更判决之范围、新增给付判决等，丰富了其司法判决之形式；将调解适用范围从行政赔偿案件扩展到行政补偿和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等案件，舒缓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与“行政案件和解结案现实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行政诉讼法》之“不变”确保了行政诉讼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那么《行政诉讼法》之“变”则将促成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向司法审查制度之蜕变。

比较法视域下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之建构

不动产登记制度按中国公众接受习惯和语境宜区分为权利型登记和注册型登记两类。登记审查应将物权变动登记和登记的原因行为（交易）分开，把真实性交给申请人，把合法性交给登记官。登记的审查为合法性审查，不对登记的原因行为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审查。登记机构应逐步去行政化。建立登记错误赔偿基金机制，登记错误赔偿责任逐步由国家（行政）赔偿责任转变为机构民事赔偿责任。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工作人员的赔偿责任为过错责任，追偿须为工作人员个人有重大的过失。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分析与完善建议

环境公益诉讼已法律化为可视的制度实在，然而其具体实施，仍面临一些问题：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尚不明确，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能力不足，案外人参与公益诉讼的制度缺失，行为保全制度缺少具体规则。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应当包括具有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检察机关。为了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环保组织需多途径提高自身的诉讼能力。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是介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权利和秩序，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应有权参与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共性，且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平等，行为保全应当有特别的程序规定。

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新消法第55条第二款的分析

针对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恶性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符合法理。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过于原则化，难以适用。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则将其予以落实。但是，该规定存在广度不够和深度太高的不足，一方面将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范围仅局限于产品责任领域，并不合理；另一方面又将精神损害也纳入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范围，有违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特质。应当在《侵权责任法》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修正，从而确立发生人格权侵权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一般原则和规制。

购买场域中的组织特征及其制度逻辑：政府购买服务供给市场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非竞争性现象受到学界普遍关注。随着我国政府购买的实践发展，公开招投标成为较普遍的购买方式，政府购买服务的供给市场呈现怎样的组织特征，值得深入探讨。在组织场域理论框架下，以A市s区社区公益招投标为案例分析，发现政府购买场域的组织特征为购买场域的形成与固化、场域中“大户”组织的出现、“大户”服务的网络化生产。政府行政逻辑在购买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表现为官僚化在项目设置、实施和评估过程中蔓延到社会组织，基层政府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组织多元化的理性逻辑。行政逻辑主导推动了购买场域的组织固化。

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社会责任和公众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现实问题，提出了社会信任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假设。研究从政府信任、消费者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四个维度去测量了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主要从生活满意度维度角度进行了测量。主要采用了实证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通过对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分析，发现社会信任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关系不显著，由此假设得到验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实证收集的数据和所建立模型实现了非常好的拟合，表明模型建立比较合理。同时研究还发现，不同维度的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力不同，消费者信任最强，普遍信任最弱，政府信任强于特殊信任。这些研究结论的获得，为未来社会信任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参考。

社区互惠规范：形成机制、类型与特征

社区互惠规范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社区生活中起着联结社区居民关系、维持社区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作为非正式规范的一种具体形式，社区互惠规范在长期的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过程中自发形成并通过社区居民之间的互惠互助行为表现出来。其中，特殊互惠主要形成于持久的、重复的邻里互动，而社区参与更有助于普遍互惠规范的产生。互惠关系网络的社会支持作用主要表现为相互提供一些“小宗服务”，其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的作用甚微。

向上流动渠道和农村教育性别平等：华中莲荷村的变迁（1958～2012）

结合“结构路径”和“意义路径”，利用一个华中村庄的资料，本文考察过去五十多年里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提升及其机制。文章提出，除了宏观政策、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包含教育在内的各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变迁及其是否向女性开放也影响了农户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集体时代”几乎所有的流动渠道只对男性开放“改革时代”教育作为最主要的流动渠道同时向男女开放。这些变迁“意外”地提升了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水平。但近期教育作为向上流通渠道的功能的减弱，可能对已获得的成果造成负面冲击。

“艺术终结论”与当代艺术实践的发展向度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艺术发展回归了世界艺术发展进程。传统艺术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呈现出“艺术终结”趋向，传统艺术亟需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有效衔接而融入当代艺术的发展实践中。这样的现实令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当代艺术遵循着信息传播技术变量、文化艺术消费市场供求关系变量和满足人们文化艺术需求值变量这三者有机结合的复杂关系发展，因此需要对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功用、形态建构标准、情感表征特质、技术创造手段、虚实运行空间和资源转换功能等方面予以体认。当代艺术不应仅仅满足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还应致力于生活艺术化、人生艺术化、“诗意栖居”的更高境界。

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模式、难题及策略

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与集体记忆的主要载体，对于文化传承、创新乃至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认同等文化战略层面都具有重要意叉。传统民间艺术的生产性保护早已有之，当代各种生产性保护模式的要史是将传统民间艺术从其原生的文化空间中剥离出来，祛除其某些民俗文化功能，将其提升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进行产业化开发。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遭遇的难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克服过度商业化与保护文化遗产原真性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包括如何保护其文化功能的问题。解决难题的关键在于明确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主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教育，唤醒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使得遗产保护成为文化主体的一种内生需求，从而形成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良性机制。

被湮没的《史通》评释文献——徐桂林《史通驳议》绍介

徐桂林所著《史通驳议》，虽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但此书特色鲜明，在内容上专就刘知畿史学观点展开批判，在方法论上主要以《史通》前后篇章之抵牾加以评辨，并且能够摆脱儒家伦理名教观念束缚，不以爵位为标准裁量历史人物，在史体、史例论上创见颇多。虽然悖离了刘知畿的“实录”史学主旨，坚执“夷夏之辨”思想，寓褒贬于名号，但也是晚清西潮冲击语境下的时代反应，不足深咎。从研究方法与史料拓展两个方面而言，对《史通驳议》加以探析，将会对当前的《史通》研究有所裨益。

本期作者推介

李锡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职业经理人成长机制和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稿约

《学习与实践》是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为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荣获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和湖北省优秀期刊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