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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苍穹无恙 云何不得丰酬


摘 要:

他出生于“世代无鸿儒,户户近自丁”的穷乡僻壤,却有幸遇到了启蒙老师; 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最终却成为科学博士; 从景仰马寅初始。开创了中国的人口控制论学科; 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从“星火计划”到“火炬计划”,让中国的科技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 提倡“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大科学; 亲历亲为,见证中国新时代科技发展的历程; 宋健。有信苍穹无恙,云何不得丰酬!


他出生于“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的穷乡僻壤,却有幸遇到了启蒙老师;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最终却成为科学博士;从景仰马寅初始,开创了中国的人口控制论学科;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从“星火计划”到“火炬计划”,让中国的科技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提倡“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大科学;亲历亲为,见证中国新时代科技发展的历程;宋健,有信苍穹无恙,云何不得丰酬!
宋健,著名控制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1年12月出生。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至1950年在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至1952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3年赴苏联留学。1958年在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获工程师学位。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获鲍曼高等工学院研究生院副博士学位,后又获科学博士学位。
1961年至1984年,历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控制论室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研究所副所长,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副院长,航天部信息与控制研究所所长,七机部总工程师、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1985年至2003年,历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
宋健是墨西哥工程科学院、南斯拉夫工程院、俄罗斯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奖;1979年获国防科学成果奖二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6年获国际卓越的科技领导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1987年获国际埃伯特·爱因斯坦大奖;1997年获意大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杰出贡献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一个人可能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机会获得应该获得的知识,或者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再聪明最后也埋没了

宋健出生于一个“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的地方——山东荣咸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没有读过书的贫苦农民。在他的童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鬼子来了!”幸运的是,宋健在读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张绍江,读中学的时候又遇到当时胶东抗战的领导人、著名教育家于洲。老师将他引向追求知识的道路,最终使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领导者。
在中国科学家当中,像宋健这样家庭出身的极少。对于这样的问题,宋健并不以为然。
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生在什么家庭里,就是什么家庭。我出生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前夕。长大懂事以后,听到的就是打日本鬼子。我们那个地方是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一个战时中学,学校没有固定的地点,大家都打着背包,一有情况就转移。我在那个中学读到初中一年级时,日本投降了,上级就说这种战时中学不办了,结果就分配我去当了小八路,具体职务是部队里的通讯员。那时才14岁多一点。我的首长就是于洲同志,他是一位老教育家,曾经办过师范学校,特别关心我。我喜欢写日记、读书心得,他就看我的日记、笔记,帮我把写错的字改过来,还跟我讲这个字为什么不能这样用。他很喜欢我,一直希望我能够找个机会学习。
1949年春天有了一个机会,我夹在大人里边,到胶东干部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的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学了几个月以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学校从学生里边挑一批人去学工业,学科学技术,准备接收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被选中,就到了工业干部学校,从那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科技界。
我对读书非常有兴趣,可以为某一个问题废寝忘食,所以念起书来特别用功。我读书的时候几乎不知道什么叫星期六星期天,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演算。1948年我刚开始念一点物理,人家告诉我说枪的功率非常之高,因为在很短的时间要把子*从静止状态弄到每秒几百米。我就想算一算,其实当时不会算,还没有学牛顿力学嘛。但我就琢磨一定有个办法能算出来,花了很多时间去凑这个数,结果凑不出来。后来我学到物理学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定义,有基本概念的积累,有逻辑,有实验。
我认为机会也很重要。一个人能够得到一种机会学习,或者接触这种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我既有学术兴趣,也遇到了机会。我是学工程技术的,对数理化非常感兴趣,开始时对社会科学简直是一窍不通。后来等我当了航天部副部长,从航天部到国家科委当主任,后来又当国务委员,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问题自然科学是不能解答的,是要社会科学来解答的,这样我就对社会科学开始有兴趣了。比如说关于法律,过去以为法律就是大人怎么说就怎么干,是不是有科学基础,我真是不懂,后来读了一些书,学了一些法律学、社会学知识,一下子眼界就不同了。一个人可能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机会获得应该获得的知识,或者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再聪明最后也被埋没了。所以,一个人要在科学技术事业上作出一点点贡献,个人的努力、兴趣、机会,都十分必要。

连双目失明的人都能够懂,能够创造,那么我们有两只眼睛的,能够看得见东西的人为什么不能呢?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国家急需人才。按照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选派大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宋健刚读完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一年级,就考取了留学资格,被分配学习兵工,并于1953年进入莫斯科鲍曼高等工学院火炮设计专业。
1955年,中央采纳钱学森的建议,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和组织中国导弹研制工作。发展自动控制理论和自动化技术成为导弹研制工作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的急需。
就在这时,宋健根据学校建议,并经国内批准,从火炮设计专业转到火炮和导弹自动控制专业。
我在苏联待了8年,一开始语言很困难,不过当时年轻,大概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听力、表达、词汇,就足够我学习和交流了。等到第五年时,我的俄语已经非常流利了。8年里,俄语成了我的第二母语,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合作中断,俄语几乎没有用了,我就开始学英语。经过慢慢地应用、积累,我写文章、做演讲,都用英语了。
在苏联给我影响最大的导师,是苏联科学院教授费德鲍尔曼。费德鲍尔曼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位教授,学问也很深。我做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是他指导的。后来他提议要我留下来做研究生,所以我做研究生时也还是由他指导。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敢于提出新思想。俄罗斯的科学技术从1725年就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创造发明非常多,他们鼓励每个人去发现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创造新东西。这是俄罗斯科学界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强大的一个原因。

我在莫斯科同时念了两个大学,白天在鲍曼高等工学院,晚上在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学习。我遇到了两位盲人教授,其中一位是世界著名数学家庞特里亚金。陈省身先生曾经说庞特里亚金简直是个奇怪的天才。他从中学起就双目失明,但他在数学上,在拓扑学、几何学,在微分方程,在控制论方面都有世界级的成就。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听过他上课,参加过他的讨论班,他还能叫上我的名字。还有一位盲人教授讲复变函数。复变函数是一门很抽象的数学,他讲得很好。他们对我的启发是: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认真就一定能懂它,你今天不懂,明天再看,直到它印到你脑子里以后,你才能明白。我想,连双目失明的人都能够懂,能够创造,那么我们有两只眼睛的、能够看得见东西的人为什么不能呢?这增强了我对研究某些问题的信心。
我在苏联时主要学的是控制论。我到苏联第五年的时候,钱学森曾经到过苏联。由于他的经历和成就,在苏联人眼中,他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世界级的科学家,所以他去的时候是受到很多保护的。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有可能见到他。后来我的老师推荐我留下做研究生,转学火炮和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国驻苏大使馆。他们把我的报告转回国内请示有关部门,国内当时正好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而我的专业是飞行器的控制,所以这封信就到了钱学森手上,他一看,这个专业很好,应该鼓励我学习。于是国内就回了话,同意我学这个专业。
我刚读完副博士学位,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引起很多人注意,他们觉得这个论文应该稍微再做一点工作,花半年时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大使馆的同志给我讲了国内形势,劝我回去,1960年冬天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继续学习回国了。
有意思的是,30年后的1990年,我已经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率一个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我原来读书的学校决定要我去作一个学术报告,作完学术报告之后,学校特意为我补发了博士证书,说是弥补过去的遗憾。第二年苏联就解体了,所以我的博士学位证书成了很珍贵的历史的见证。

一个人进入这个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他孰会随着这个事业的前进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华,增长经验

1960年,回国后的宋健被派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投入到中国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中。在以后的25年里,他一直工作在航天科技第一线,先后担任过防空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潜地导弹副总设计师、航天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潜心科技研究的宋健成了主要批斗对象。为防止意外,宋健被周恩来总理列入受保护名单。在上级的精心安排下,宋健出了一趟“远差”。
回到国内后,我在五院二分院主要做的是导弹的工作。刚开始,我是当研究室主任和一种导弹型号的主任设计师,只管控制系统。此外,还在二分院管了很多事,还开课,讲现代的控制论和飞行控制、导航等等,做发射实验时还要跟导弹一块到酒泉基地去参加飞行实验。
我印象最深的导弹发射是在1964年。中国第一代导弹是仿苏的,苏联给了一些型号、一些样品,我们就加以改造,加以提高,重新做了设计,但在本质上还是仿苏的型号。在1963年、1964年左右,地地导弹和地空导弹都发射成功了。后来大家的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足,这样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我对酒泉这个地方非常熟悉,除了在那里做实验外,也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里待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批科学家包括现在的“两弹一星”元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要送到酒泉,给予保护。但他们很多都没有到酒泉,就在当地,晚上不许回家,住在一栋楼里,外边有警卫,有部队保护着他们。我当时有点特殊,造反派非要打倒我不可,因为我没有经验,老跟他们辩论,所以他们认为我很危险,于是抄了我的家。军管会的一些领导担心我可能挨打,就把我送到酒泉去住了一年。我这也叫逃难吧。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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