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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历史地理学界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发展的学术史论述中,一般多提及“禹贡学派”,这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仅论及“禹贡学派”对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影响而不及其他,会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其中,学界对与“禹贡学派”同时（甚至产生更早且持续时间更长）、存在于南方（南京、杭州）的另一支一脉相承且影响甚大的学术力量——即1923-1936年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南高史地学派”,以及1936-1949年间的浙江大学的“史地学系”诸学者的业绩多少有些忽视.本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该派以张其昀先生为核心,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因该派的学会、刊物和大学的系科建制多以“史地”为名,且强调“史地合一”、“自然与人文并重”和“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宗旨,故可称之为“史地学派”.

清代河南北部有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利与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对水利实际情况应当置于农业生产的利用中进行评价.不难发现,在人口增加带来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豫北的水利随着水资源条件的恶化日益萎缩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小型水利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水利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选择.水利不仅取决于水资源条件,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利分配有更复杂的影响,对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水利空间.

汉太仓方位考辨

议者有论汉太仓方位,据《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85页）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宮,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推论于长安城内,《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64页）如是说;然《三辅黄图校释》卷6《仓》（中华书局,2005年,第347页）载：“太仓,萧何造,在汉长安城外东南.”直证于城外,莫衷一是.

雨水、瘴疠：腹地自然生态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波动

近代云南口岸贸易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与年际波动的特征.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季节波动、年际波动与腹地区域降雨的季节变化、年际波动,以及瘴疠发生的时间特性之间是高度契合的;雨水和瘴疠是影响近代云南口岸贸易波动的重要原因.以腹地区域重要环境因子探讨口岸贸易波动特征的形成,有助于理解腹地自然生态对口岸贸易的塑造作用这一被忽视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民国青海民族社会空间结构与政治生态研究

民国青海民族社会是青海空间物候结构下草原生态社会与农业生态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其具有恒量关系的物质结构与具有变量关系的文化结构共同构成了民国青海民族社会,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态,并决定了对其进行调整适应的文化变量,外在文化变量充分适应物质恒量的发展,最终实现政治文化对民族社会的改造.

唐代平泉山居栽培植物考

平泉山居是晚唐洛阳地区最为重要的园林之一,花木种类繁多,但迄今尚未解读.此园植物见诸唐宋文献记载的有69种.本文采用植物考据法共考释出59种、存疑10种.同时,分析了植物的地理成分,进而推测平泉山居的植物造景特色及其成因,以及造园艺术和新品种培育技术对唐宋洛阳园林的深刻影响.平泉山居植物造景以原产亚热带尤其是江浙地区植物为主,归因于园主人长期游宦江浙地区,吸收了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受其影响,宋代洛阳园林也有大量采用亚热带植物做法,且重视新园艺品种培育.

“过洋牵星术”用于印度洋考释

过洋牵星作为一种海上导航技术,在《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等明清有关航海的书籍中只见用于苏门答腊以西的印度洋海域,对此许多前辈学者都曾提出疑问或推测,一直是学界难以解答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海洋史研究越来越受关注,此疑问的解答更显必要.本文试图从汉唐以来中国海上导航法的自身发展出发,通过比较过洋牵星术与更路导航的不同应用特点和局限性来解答这一问题.过洋牵星术只见用于印度洋,山形水势于这两种导航技术的抉择中是重要因素.同时,更路导航却能够不断完善脱颖而出,在中国帆船的海洋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西汉“直渠”考辨

《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9-1410页）载：“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然《史记》卷30《平准书》（同上,第1420页）载：“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又《汉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1页）载：“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

顾野王《舆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顾野王《舆地志》在唐代流传较广,多为具有南方背景的学者所利用.宋代以来,伴随着各类书籍的大量征引及其地理信息的失效,《舆地志》逐渐淡出了主流书籍的行列,最终散佚.据现存佚文,其成书时间应在天嘉元年（560年）后,记叙范围似不涉及外国与四夷.《舆地志》在具有六朝文学色彩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较为实用的地理信息.其文本在传抄过程中被不断修改,这可能是佚文中的年号、政区多有抵牾的原因.

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

宋代基层区划的调整主要以“乡”为单位,乡的调整方式有割、分、并、换四种.乡的调整必须考虑地方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否则就会造成税收不便、风俗杂乱等问题.乡不仅在地域上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在调整过程中表现出难以分割的特性.以往认为乡在宋代已经完全“地域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宋代的乡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地域空间单元”,它是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理空间.

县名排序与地方利益：明清宁国府地域关系及其社会变迁

学界关于明清社会冲突的思考,大体以人群、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叙事主线,而对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冲突探讨得较少.本文从嘉庆《宁国府志》修撰中的矛盾着手,发掘县名排序冲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等因素,并揭示其背后的区域格局和文化传统.泾县与南陵县在府志中的排序之争,表面上是学者洪亮吉与官员鲁铨之间的理念冲突,实质上反映出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与北部平原圩区的社会实力之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域观念之更替,是为皖南社会变迁乃至明清地域关系的一个缩影.

清初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

清初奉天地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元管理体制期、一元管理体制和二元管理体制并存期及二元管理体制取代一元管理体制最终确立期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状况的论述,试图对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

项羽所立西魏国封域再考辨

关于项羽所立的西魏国封域存在不同看法.史籍记载和相关史实可以证明,西魏国疆域包括了河东、太原和上党郡,共五十二个县.

唐代东都之洛阳县乡村里地名补考——以出土唐人墓志为主的考察

关于唐代东都洛阳及其郊区的历史地理问题,前人多有所探讨并且已经发表大量研究成果,但对洛阳城郊之洛阳县地名的整理与考证,鉴于传世文献的匮乏,过去学者少有问津.出土唐人墓志中有不少关于唐人具体葬地的记述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补证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出土唐人墓志为基本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代东都洛阳城之洛阳县所辖乡、里、村等地名,分门别类进行了考订.

《水经注》“左更白起取安邑”辨误

《水经＆#183;涑水注》云：“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东郡.”杨守敬《水经注疏》指出白起事在始皇之先,遂提出“始皇”二字是衍文,其说可参.但考虑到白起活动于昭王时期以及《水经注》中习称“秦昭王”等,此当是“昭王”之误文.不仅如此,白起的爵称“左更”也应是“大良造”的误文.

“三湘”释义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三湘”释义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一概念出现于晋宋之际,词源无从考证.唐代“三湘”既可做水域代称,也可做地区代称,范围主要涵盖湘资流域.宋初,《太平寰宇记》首次对“三湘”做地名学上的释义,指湘江流域的湘阴、湘潭、湘源三县.宋儒在讨论经典的同时重新演绎了“三湘”的释义,既扩大了“三湘”涵盖范围,又形成湘江一枝独秀的局面,为元以降湖南高层政区提供了地域认同的依据.清代“三湘”释义基本定形,成为湖南省的别称.“三湘”释义及范围变化与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学术范式等因素有关.

风陵得名之由来及嬗变过程

风陵渡地处秦、晋、豫三省交界,是黄河中游的一处重要津渡,其地以风陵而名.风陵得名,明清以来则素有“女娲墓”与“风后（或称“风伯”）墓”两说.其与此地相接三省的地方志中关于风陵得名的记述不尽相同.笔者考察风陵得名之由来及嬗变过程,认为其地名在魏晋时有由“封陵”变为“风陵”之过程.此后,风陵也有“伏羲墓”→“女娲墓”→“风伯墓”之嬗变.风陵地名的嬗变与得名缘由的变化反映了千百年来地方文化的变迁、地域文化的相异,同时又与上古至中古的汉语语音变化密切相关.

汤和未筑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三城

近读刘景纯、何乃恩所撰《汤和“沿海筑城”问题考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一文明确注明其所述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三城资料均引自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称“金山卫、青村所、南汇觜城俱洪武十九年安庆侯（仇成）筑”.

评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日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教授撰写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著作（东京：大明堂1977年版）,是一部在日本历史地理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自1987年起,由辛德勇老师翻译后在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进行连载,当时题名为《历史地理学导论》.译文刊出后,也引起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然而,年经日久,连载的译文翻阅不便.所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把陆续刊载的译文汇集成册,正式出版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

2015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沙龙综述

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沙龙”于2015年4月25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广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名专家学者报告并讨论了17项近年来HGIS的相关研究.另有11位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11名专家学者列席并参与讨论.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概况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是目前国内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方向最全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历史地理研究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复旦的创成，与谭其骧先生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54年开始。谭其骧先生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在此期间。以谭其骧先生为中心，复旦大学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深厚的学术积累、集聚了雄厚的科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