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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指标:测量抑或诊断


□ 严新明 童星

摘 要:

针对社会上相对普遍存在的对城市化指标的模糊使用或是照搬照用的问题,以及各种“虚假城市化”的危险,在对国内外几种城市化测量的概念及其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诊断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保证城市化质量的综合测量指标。


内容提要 针对社会上相对普遍存在的对城市化指标的模糊使用或是照搬照用的问题,以及各种“虚假城市化”的危险,在对国内外几种城市化测量的概念及其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诊断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保证城市化质量的综合测量指标。
关键词 城市化 测量 诊断 指标
作 者 1严新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2童星,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1]。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实现城市化的健康稳定发展已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但同时,社会上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对城市化指标的模糊使用或者是直接照搬照用的问题,存在着各种“虚假城市化”的危险。因此,目前急需厘清和解决的还不是城市化指标测量了什么、反映了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的城市化指标能否有效测量的问题,需要先行对这些城市化指标进行梳理和诊断。

国内外关于城市化测量的主要方法

城市化兴起之后,人们对城市化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测量。大多数的测量方法是通过定量化来进行研究,如下,我们选择一些较有影响的测量方法予以介绍和简单评述。
一、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2]笔者之一曾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完成了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跃迁,通常可以根据以下3个指标来确定转换点:1、产值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农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工业化。也就是说,城市化的第一步必须实现工业化,即首先要使农业产值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2、就业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总人口中,非农业劳动力人数超过农业劳动力人数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二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非农化。也就是说,在启动工业化以后,为了最终完成城市化,还必须实现非农化,进一步使得非农业劳动力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口数的50%以上。3、城乡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国民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数超过农村人口数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三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城市化。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村人口数也降到总人口数的50%以下,才算完成了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跃迁。
二、城市化率。王自亮等提出了城市化率的不同测量方法,包括城市人口比重法、非农人口比重法、城市用地比重法以及城市成长力系数法等,其中城市人口比重法被广泛应用,即城市化率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根据不同的人口定义就会得到不同的城市人口数据和城市化水平。比如,根据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的城市人口定义,199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2.3%,[4]其明显高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从而会影响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准确描述、影响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的制定,也会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三、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西方(主要是欧美国家)近代城市化的经验,提出过诺瑟姆(Ray M.Norhan)的“S”型曲线和钱纳里(H.B.Chenery)的“发展模式”。[5]诺瑟姆认为欧美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呈被拉平的“S”型曲线,可大体分为3个阶段,即当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将产生飞跃,而当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70%以后,则进入平稳期。 钱纳里认为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关系: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人口也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的联系,付晓东借助回归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基于我国的现实,也得出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6]
四、城市质量和城市发展。有些学者指出,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上的增加,还应是城市质量的提高。城市质量的提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各类城市结构的调整,包括工作、居住、交通、通讯、休息等各种功能的增强以及环境的改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资源的集约和合理使用等。城市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如果离开了城市的相应发展,所谓的城市化就无从谈起。[7]然而,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测量城市质量和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

对城市化及其测量指标的诊断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制度性反思的构成部分,而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城市化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学知识是在像行医这样的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学的一个作用就是社会诊断。[8]目前,对城市化及其测量指标进行诊断的论文极少,本文就尝试对其进行系统诊断。
首先,当前我国城市化测量中,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实际参与了城市经济生产和建设的外来从业人口忽略了。比如,在统计城市人均GDP时就经常如此,只以城市常住(有城市户口)人口作为分母,而为城市的GDP做出了贡献的外来从业人口往往不被纳入统计口径。而只要稍作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城市化测量方法有多么偏颇。作为脱离农业、转而实际从事非农业的“农转城”劳动力,其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产业转移,经济行为的实质和其部分家人的经济生活都融入了城市体系,因此,无论从城市的起源还是从二元经济理论分析来看,他们都理应被当作城市人口看待。再从流动原因和就业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符合生产要素集中使用的原则,并与城市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凝聚功能相一致,有利于城市提高生产力,这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转移,也理应成为城市化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目前以城市户籍制度为基础和依据的统计体系,并不能够反映经济规律的内在需要,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权力量。从客观经济标准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与其不符合的上层建筑应当调整,在相关政策的调整过程中需要注意经济规律自身的作用。[9]
所以,我们认为,在城市化的人口指标中应当加入:外来从业人口总量;本地及外来从业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数占本地人口总量与外来从业人口总量之和的比例。加入这两项指标可以挤掉很多地方关于城市化水平报告的水分,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存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而没有被所在城市纳入统计范围的事实,从而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和共享自身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打下基础。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来从业人口总量”的统计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我们相信,随着城市各项管理工作越来越规范,还是能够做好的。目前,许多地方正在积极推进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如,湖南省在2004年就出台规定,省市劳动保障部门要强化执法,督促用人单位彻底打破各种所有制职工、城市和农民工身份界限,使受检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10]这就为统计外来从业人口总量提供了方便。
其次,城市化测量指标中“平均数往往掩盖了贫困数”。陈友华在研究现代化指标时指出:“木桶理论”提示我们,何时实现现代化,既不取决于构成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发展最快的一个指标,也不取决于各指标的平均发展速度,而是由发展最慢的一个指标决定的……因为只有当构成指标体系的每一个指标都达到现代化标准时,才算实现了现代化。[11]据此,我们可以看看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指标:近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他们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12]在城市里,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实施及住房投资建设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住房困难的情况在低收入家庭中依然存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有22.6%的城镇家庭居住困难,即有1519.4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低于8m2,他们的居住问题亟待解决。[13]此外,城市中还有一群相对固定的贫困人口以及近年来新生的下岗、失业等贫困人口。这些群体都容易被“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的光环掩盖,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不为外界所知。



我们说,在自然资源禀赋一定的条件下,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即,既可以在牺牲城市化质量的前提下,盲目推进城市化速度;也可以在巩固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升城市化质量。一般说来,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为了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往往不太注重城市化质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后,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问题,引发了对城市化质量更多的关注;在城市化发展的后期,城市化水平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城市化质量取代城市化水平而成为发展的核心。当前,中国的城市正面临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质量提升的双重压力,我们不仅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要关注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的完善。如果平均数虽高而实际上还有很多贫困人口生活非常困难,那么这种城市化的质量显然是不高的。所以,对城市化的测量应加入“未获得房屋长期使用权的家庭比例”、“未享受医疗社会保险的本地及外来从业人口数占本地人口总量与外来从业人口总量之和的比例”等指标来反映城市化的质量。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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