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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风波


□ 钱江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摘 要:

1957年1月初,陈其通等4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批评,由此导致对“双百方针”的一段争论,双方代表人物都遭遇不幸。这场风波一方面反映了领袖思想的摇摆,也是反右运动的一场预演。


  1957年1月初,陈其通等4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批评,由此导致对“双百方针”的一段争论,双方代表人物都遭遇不幸。这场风波一方面反映了领袖思想的摇摆,也是反右运动的一场预演。
  
  “四人文章”引起毛泽东关注
  
  时光的年轮转到1957年,新年开始之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心情相当复杂。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由邓拓总负责,《人民日报》进行了创刊以来引起读者反响最大的“改版”,增加了新闻性和可读性,加强了党报舆论监督的功能,在满足读者需求的方向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是,改版的动力或后劲并不那么强劲。到1956年底和进入1957年之初,渐渐就有难破鲁缟之势。比较明显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报纸在实行社会舆论监督上,批评揭露性稿件越来越少了;其二是开展“百家争鸣”的讨论中出现了微妙情况。
  1956年最后两个月中,《人民日报》上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文章明显减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在7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少将,和3位同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经邓拓签发刊登,文章的基调是,自“双百方针”提出将近一年来,文艺创作的情况有些糟糕,潜台词是,“双百方针”有问题。
  4人的文章在开头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随后笔锋一转,以较多的文字论述说,提倡“双百”方针前后,“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中光彩暗淡”、“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
  4人的文章共两千余字,对“双百”方针充满了疑虑,而且很少见地从正面对“双百方针”提出异议,认为它带来了负面结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当天就细读了,立刻引起了注意,将它批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吩咐道:“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位同志。”这里的“月中到会”,是指中央定于1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的连续批评
  
  不仅如此,毛泽东于1月14日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在与两位诗人讨论诗歌的时候,毛泽东谈到了“四人文章”,并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18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开幕,与会者都领到了“四人文章”,毛泽东当天作长篇讲话,又专门说到陈其通等4人的观点。在讲话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表示不满,他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4人的文章也有可取之处。3天以后的1日21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毛泽东提出了“香花”和“毒草”这样一个互为对仗的词汇,赋予它们强烈的政治涵义,对“香花”有强烈的支持倾向。这似乎表明毛泽东的考虑有所改变,于是让参加了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左右为难了,他判不准领袖对“四人文章”是真的不满意还是另有所指。
  实际上,像邓拓那样判断不清领袖意图的不在少数,参加会议的各省区书记们回到地方以后,大都没有把领袖对“四人文章”的批评传达下去。甚至有人传达说,毛泽东肯定了陈其通等4人的“几点意见”,认为这些作者为党为国忠心耿耿。
  各省区的情况汇集拢来,使毛泽东认为,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有不少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此后,他多次讲,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毛泽东为1957年3月12日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写讲话提纲的时候,还特意写下这样一句话:“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6页)可以判断,这时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错在“教条主义”。
  由于省区书记们纷纷认为毛泽东肯定了“四人文章”,文章作者之一马寒冰很活跃,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1956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认为22岁的王蒙批评的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不久前受到毛泽东赞扬,批评了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持马寒冰的同样观点,在2月9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此时的李希凡已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他的文章不在本报发表,而要寄往上海《文汇报》,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们大都很赞赏王蒙这篇小说。
  新发表的马寒冰、李希凡两篇文章,毛泽东及时读到了。
  1957年2月16日中午时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中国作协、科学院、共青团领导人座谈文艺思想。与会者共28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邓拓也参加了。
  毛泽东讲话时一开场就说起了马寒冰和李希凡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评,他说,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毛泽东认为,马寒冰的文章是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随后大段阐述了要坚持“双百方针”的观点。
  这天,毛泽东是在很小范围里讲话,没有安排迅速传达,马寒冰毫不知情,而且意犹未尽,又写出一篇批评王蒙的文章《香花还是毒草》寄到《人民日报》。报社文艺部准备发表,已排出清样,结果送审时被先阅者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看,又是马寒冰写的,这就促使他进一步发表批评意见,要在党内干部中讨论“双百”方针该不该贯彻和如何贯彻的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时有明显不同。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满地提到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他问道:“《人民日报》何时答复4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从“也不请示”这一句话来看,负面情绪已在其中,而且意在督促“答复”。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点名批评了马寒冰。他说: “有一位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笑声)写了一篇叫做《组织部新来的人》,也发生事情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来研究者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打架。讲的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说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话,许多人都有记录,其中黎之写道,他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这样说:“北京怎么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我要为王蒙解围。”(黎之《回忆与思考一1957年纪事》,见《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但是,毛泽东长篇讲话后来正式发表时,关于王蒙的一段话被删去了。那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辽等对“意见”的意见
  
  毛泽东几次在会议上谈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人文章”却没有呼应或辩驳文章,没有指出“四人文章”的“教条主义”问题。邓拓和文艺部主任袁水拍闻讯深感被动,立即着手改进。事实上,袁水拍从毛泽东处回来以后就在组织与“陈文”商榷的文章了。
  这时,《人民日报》文艺部收到一篇投稿《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非常切题,大约是1月20日左右寄到的。经邓拓签发,这篇署名“陈辽”的文章3月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第7版,正是原先刊登陈其通等人文章的位置。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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