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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叙事及终结


□ 周华生

摘 要:

摇滚音乐①作为一种音乐形式,诞生于欧美文化土壤之中,发展至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存在,面对这样一种文化,尤其是仍在不断生成、变化着的一种音乐形式,给予一个明确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毫无疑问地是它最初的含义和现今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特别是在全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的社会,摇滚乐在不断地迁徙和裂变过程中,


  摇滚音乐①作为一种音乐形式,诞生于欧美文化土壤之中,发展至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存在,面对这样一种文化,尤其是仍在不断生成、变化着的一种音乐形式,给予一个明确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毫无疑问地是它最初的含义和现今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特别是在全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的社会,摇滚乐在不断地迁徙和裂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也是今非昔比,并且丰富多样②。但无论怎样摇滚乐自身的特性还是依稀可见,那就是摇滚音乐叙事过程中蕴涵的一种精神:“反叛意识、斗争意识、批判意识”③,这是人类追求生存自由的一种精神。崔健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反抗一切让人丢失自己的东西”④。诚然,摇滚乐具有表面上的惊世骇俗,如披发、怪服、狂乱的节奏、嘈杂的音响以及一些摇滚人异常生活方式,但这些不是摇滚乐的本质,在摇滚乐躁动的音响背后,必然有一个让人们为之疯癫、为之痴狂的理由,那就是内置于摇滚乐形式之中的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这就是摇滚音乐叙事的深层内涵。
  
  一、摇滚音乐叙事缘起——对自由的奢望
  
  两次世界大战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的创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物质资料生产让精神世界望尘莫及,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的高度异化,人越来越成为了“工具”:在这个社会人较容易失去自我,成为社会的“对象”,创造的“工具”。正如阿多诺提出的:“启蒙走向了启蒙的反面”⑤,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人性的堕落和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人往往变得一文不值,同时社会对自然的暴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福的源泉⑥。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们开始一场反传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传统知识分子开始了一场“文化批判”运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些人却制造了“音响暴力”轰炸人沉睡的心灵,为“心”的和平和宁静抗争,这就是摇滚音乐叙事。
  由于在有的人看来世界如是呈现,这一切都是前辈们给后人设定的“圈套”,于是选择非传统形式,旗帜鲜明地向一切传统宣战成了一种必然。传统文化由此而被拆解和颠覆,而文化言路的重构就成了摇滚乐的一种文化宿命,批判性就是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中国,摇滚音乐经历了“对主宰型意识形态的逆动(抗争与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融解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有朦胧象征意义的调侃与带有黑色幽默性的嘲讽(对于主宰型意识形态贬其为亚文化、反文化的抗争,与正统、正宗文化的强势对其进行加压和排斥的抗争)……”⑦。尼采认为:“一切艺术都有健身的作用,可以增添力量、燃起欲火、激起对醉的全部微妙的回忆”⑧。事实如此,摇滚乐往往能以密集的节奏、震耳欲聋的声能、极具能量的光点(舞台)、情绪高涨的宣泄、得天独厚的批判性等制造一种“音响暴力”,轰炸沉睡的内心,为“心”的和平和宁静抗争。或者干脆躲避喧嚣、远离尘世、遁入“迷幻世界”,在阴冷、晦涩、怪诞、撒旦和哥特式的叙述中寻找失落的“自己”。摇滚音乐叙事的批判性何以实现?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其构成。
  
  二、摇滚音乐叙事的构成——“音响暴力”
  
  摇滚音乐叙事实现依赖于“音响暴力”的构成,接下来对
  其构成因素,以及与传统音乐的区别作一个简要分析。见下表:
  对风格多样的摇滚乐作穷尽一切的分析是十分困难的,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分析只是针对一些典型的摇滚音乐形式的简要分析,并非摇滚音乐的全部。值得注意的是构成摇滚乐“音响暴力”因素还在于它在追求一种追求自由的批判
  精神。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三、摇滚音乐叙事的魅力——“音响暴力”的“力量”
  
  那么,这种“音响暴力”式的叙事到底有什么好?怎么能让听者如此狂躁进而癫狂?它何以能承载人性的追问?
  毫无疑问选择这种方式并非偶然,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跟这种音乐有生俱来的特性是分不开的,那就是“音响暴力”的“力量”。
  1.在形式上,①摇滚音乐的边沿性特征(与传统艺术音乐相比),音乐的构成材料上具独特性,主要以噪音和噪音化的乐音为主营造另一种声音的场,这一点也符合了摇滚乐批判性,更符合人的反逆性;②拥有一个高能量的“力场”,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使声音的强度无限扩大,噪音与噪音化的乐音的运用使音乐的紧张度不断扩张,力度的强弱可以做到轻如私语、重如雷鸣,结合高密度的、动力性的节奏(如小切分、大切分等),加之舞台灯光参与音乐的叙事足以制造一种声光的震撼;③与时代合拍,强烈的节奏,使音乐充满强烈的现代生活的动感,进一步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④多重叙事,运用现代科技、数字媒体与音乐本体的结合,其中不乏神奇和奥秘,听众不仅在传统听的基础上得到满足,有时结合多媒体的三维动画和表演者忘情的表演,给了听众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2.内容上,追求自由和批判性精神,无论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现代生活吻合,形式简洁有力,及时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变革、时代的变迁,以及对人性的追问、对桎梏的颠覆。例如魔岩唱片推出的摇滚音乐人何勇,其作品《钟鼓楼》采用百姓叙事方式,加之中国民族音乐色彩元素与摇滚音乐的完美结合,描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疑惑和追问:“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关于摇滚音乐叙事内容上的特性将在下文详述。
  
  四、摇滚音乐叙事——在突进中转向自身
  
  “摇滚音乐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它从古典音乐形式规则中争取艺术的自由;它从传统伦理道德中争取人心能够的自由;它从白人那里争取黑人的自由;它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无产者的自由。”⑨由此可见,摇滚乐一诞生就具有了自身的主题和特性。“ROCK&ROLL”源于非洲土著人“性爱”之意⑩(在黑人社区的俚语里,“ROCK”和“JAZZ”都是做爱的意思{11})。但除了性的意味,还有反抗的色彩{12}。它缘起时的因素在于“‘黑’‘白’文化的交融”,具体说“摇滚音乐的产生是一种社会和音乐的两种文化的交融,即(美国)南部和西部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交融”。从此以后,“‘摇滚文化’撕开人文化中的帷幔,拆除人工樊篱,在粗暴中突进”。“摇滚文化明显地带有反抗与批判色彩,也就是更强调对传统的反叛,并希图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来实现某种社会理想;但是他们普遍地带有某种感伤的情绪,同时又都很焦躁地贪图着顷刻之间忘记过去,甚至还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于是他们便常常以狂放不羁为相,以忧患自虐为本。由此,再加上深层传统中的历史梦魇与文化情结总是死死地纠缠着当代人的行为,社会关系居然变成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于是,“这种有违文化禁忌的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被主宰性意识形态贬为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受到正统、正宗文化强势的挤压与排斥”{13}是难以避免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诺带着精英文化的危机感对整个大众文化(包括大众音乐、特别是欧美的流行音乐)进行批判,在其发表的论文《论流行音乐》中提出著名的流行音乐三个特征论:“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特征;二、流行音乐刺激的是被动消费;三、流行音乐是社会的粘合剂”{14}。梅纽因指出“其(摇滚乐)追求无适度展开纯粹感观上的震撼,以失望和幻灭为音乐主体,是一代新人脱离过去传统摒弃上一代传给他们那个充满虚伪的世界,而要求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15}。米兰-昆德拉则认为“摇滚乐淹没了近几十年的音乐环境。在20世纪恶心地呕吐他的历史之际,摇滚乐夺取了世界”,昆德拉把摇滚乐看做是“兴奋剂”,将摇滚乐爱好者看成是“自私的一代”、“没有犯罪感的人”{16}。对于摇滚乐而言,来自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压力是巨大的。
  
  但,摇滚音乐叙事的艰难处境并未能阻止其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突进。它以工业化为基础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以商业为媒介拓展自己的“领土”。摇滚音乐在欧美的产生和高速发展源于“二战”后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工业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二战的心灵内伤。摇滚在西方高速发展成为都市音乐独领风骚的主角。摇滚乐借助商业媒介和社会不断地包容,现今已经风靡全球,从“地下”逐渐转向“地上”,在这一过程中摇滚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当一个社会开始接纳不同异端的声音时,这种转向将是摇滚乐面临非摇滚化的一种异化的危机。为保证摇滚乐自身的传统——“自由、批判性”的初衷而不得不指向自身。这是其自身携带的矛盾,一方面摇滚乐需要社会大多数人接受而借助科技和商业手段,从“地下”逐渐转入“地上”;另一方面,一旦成为商品,模式化批量生产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失去了批判性功能。也就是当“噪音”不再是“噪音”,被“驯化”成为“和谐组合”之后,又由于追求表现的个性化体系,必将造成个性化的独语和和谐组合的断裂(即反和谐){17},这就是摇滚乐始终是一种“进行时的”音乐的内在原因。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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