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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会议与北京军区大改组(下)


□ 董保存 卜算子

摘 要:

看了“六大罪状”——毛泽东越发感到不清楚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感到要抓军队。有人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有好几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突然袭击”,没有想到与会的那么多代表上了林彪等人的当,要求设“国家主席”。


看了“六大罪状”——毛泽东越发感到不清楚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感到要抓军队。
有人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有好几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突然袭击”,没有想到与会的那么多代表上了林彪等人的当,要求设“国家主席”。
——到底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还是那些人起哄?是预先策划好的一场阴谋,还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
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副统帅林彪。当时,对庐山上的事情,毛泽东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在会上批了陈伯达,没有动林彪。但这不等于毛泽东没有对林彪产生怀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削弱林彪的势力,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对军队进行整顿。后来的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南巡时,在杭州同南萍等人谈话时说:“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因此,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开始关注华北会议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是关注军队的动向。他不清楚北京军区的领导人,特别是郑维山到底和陈伯达是怎样的关系,和林彪又是怎样的关系。
……
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上报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这是两份揭发者根据需要拼凑而成的材料。在揭发郑维山的材料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活动。
七○年六七月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到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郑维山同志是陈伯达这次华北之行的召集人。陈伯达到天津后,打电话要郑维山去,当时郑准备给林副主席汇报,林副主席处叫郑等几天……经过请示,黄永胜同志不同意去,没有去。后来,陈又从太原打电话,郑说“事不过三”,就于七月九日迫不及待地赶到大同去迎接陈伯达,准备去内蒙……
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郑维山于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到李雪峰住地,同李谈了一个多小时。据透露,郑在谈话中要李到北京、到军区工作。在全会上,陈伯达选择华北做反党阵地,搞突然袭击,郑维山积极呼应。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郑维山、李雪峰在庐山上就商量好,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传达,分片进行,不集中学习和传达。郑还说,要防止有坏人利用陈伯达问题,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郑维山主持的北京地区的传达,只讲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几张画皮、几大谎言,没有传达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没有组织讨论和揭发批判。黄永胜同志看了军区党委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报告后,指出这个报告很不像样子,要重写,要表态,要揭发,要批判。军区才在九月二十日召集军区司、政、后各部领导同志开了半天会应付了一下,根本没有揭发问题。
……
与会同志指出,郑维山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如紧跟罗瑞卿搞大比武……紧跟杨成武,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次,又紧跟陈伯达,错误十分严重。许多同志说,北京军区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五保卫”任务,像郑维山这样的领导,将把部队领到哪里去,我们很不放心。
(二)伙同陈伯达压制三十八军、破坏保定文化大革命。
……
(三)伙同陈伯达在天津包庇坏人。
六七年五月底,天津市王亢之(原天津市委副书记、叛徒、日特)、方纪(原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风分子、周扬死党)、李树夫(原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心腹)等为逃避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窜来北京。六月四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让郑维山同志替他们安排住处,保护起来。五日凌晨,郑即派人将王、方、李接往军区高干招待所,提供吃、住、通讯等一切便利条件,住了四十多天。
六月二十四日,郑维山和陈伯达在陈的办公室,与王、方、李等人密谈四个多小时。六月二十六日,陈又单独把郑找去布置说:“叫他们(王亢之等)先别站出来,避免嫌疑。”六月二十八日,郑又要这三个坏人把陈伯达二十四、二十六日的两次谈话内容,向李雪峰、解学恭等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帮助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
六七年九月,李树夫被天津市革命群众揪斗,陈伯达叫秘书给郑维山打电话,说:“陈伯达讲李树夫是他派去的,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郑维山立即把这个黑指示通知了天津支左联络站。群众组织便把李树夫放了。
(四)耍两面派,说假话,向中央谎报情况。
……
(五)关于武装镇压群众问题。
六八年二月,河北省磁县两派群众武斗,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向部队布置说:“如有坏人抵抗,可以开枪,还击只能起威胁作用,一个点只能打死二三人,不能多了。”结果部队开了枪,消耗子*一万多发,群众亡几十人,伤者很多,至今还扣押着五十七人。
六八年春,晋东南地区连续发生武斗。郑维山在中央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受到江青同志的严厉批评……
(六)严重的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
郑维山一贯排斥异己,用恶劣的手法,扩张自己的山头……
杨、余、傅反党问题揭开后,郑因追随杨成武搞“多中心”,受过批评,作过检讨。后来,他又搞“以郑维山为首的北京军区党委”。去年七月,又对反党分子陈伯达喊“以郑维山同志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表示默认,他旧病复发,明知故犯。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越发感到看不清楚了。报告虽然说了很多问题,但没有看到郑维山和林彪相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和黄、吴、李、邱的瓜葛。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要把问题搞清楚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看到了抓军队、整顿军队的重要性。

对于林彪——毛泽东还在观察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份济南军区《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这是份什么样的文件,让毛泽东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又指示党政军一起学习呢?
原来,这份报告介绍了济南军区在灵魂深处挖掘骄傲自满根子的办法。他们讲,在贯彻毛主席指示时,抓了三个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对这份文件的批示,应该说也是毛泽东抓军队的一个举措。
无论“一贯正确论”、“领导高明论”还是“骄傲有资本论”,都说明军队,特别是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在批这份报告的同时,还关注着军委座谈会的召开。根据他的意见,1月9日,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位军队高层领导也到京西宾馆参加华北会议。
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这次华北会议统称为军委座谈会。
现在看来,无论是批三十八军报告,还是开华北会议;无论是批转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是召开军委座谈会,都是毛泽东抓军队的步骤。
事实上,毛泽东还在观察军委办事组,还在观察副统帅林彪。
然而,在军委座谈会上,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查,这是为什么?
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和林彪有关系。


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送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批示中,直接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
对于林彪,毛泽东还在观察。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华北会议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林彪住处,向这位副统帅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事实上,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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