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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卡夫卡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的拟想


□ 吴剑

摘 要:

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审判》和《城堡》关注相同的主题,即“如何面对绝对他者“,此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空间上的阻隔延宕“与“时间上的流转变易“,使得目标漫漶无踪。卡夫卡笔下的中国人和K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人会中止判断,通过“生命感通“作天人合一的幻梦;K则会不停地追溯下去,永不满足。卡夫卡的中国形象对我们理解中国人、长城和他的其他小说都有助益。


  摘要: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审判》和《城堡》关注相同的主题,即“如何面对绝对他者”,此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空间上的阻隔延宕”与“时间上的流转变易”,使得目标漫漶无踪。卡夫卡笔下的中国人和K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人会中止判断,通过“生命感通”作天人合一的幻梦;K则会不停地追溯下去,永不满足。卡夫卡的中国形象对我们理解中国人、长城和他的其他小说都有助益。
  关键词:卡夫卡; 中国形象; 绝对他者; 时间; 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3-0129-03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创作与中国关系密切。当前学界在研究卡夫卡与中国关系时,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实证式的影响与接受研究,寻找卡夫卡与中国的外部联系,比如搜寻卡夫卡引用了哪些中国诗句,来说明卡夫卡受到了中国的什么影响,再如查找卡夫卡看过的中国书(比如老庄的书),研究道家的“道”与小说《审判》中的“法”的关系等等,作对应式的比附;第二条路径从文化学的角度进入,考证“卡夫卡对中国的描述”与当时卡夫卡可能接触到的“西方汉学对中国的描述”的关系,认为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形象呼应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扭曲描绘,成为后殖民理论的注解材料。
  这两种研究无疑都有相当的价值,也很有必要,值得研究者重视,但同时也有不小的缺憾。两者都具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不关注卡夫卡取用中国资源的动机和目的。前者认为卡夫卡的写作在很多地方得益于中国古代思想精华的浸染,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国文化泽被四海的表现;后者则指责卡夫卡歪曲中国形象,迎合流行的传教士话语。两者的局限都在于脱离了对卡夫卡文本的具体感受,将卡夫卡的作品分解支离,当成了文化学或社会学的资料,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者是曲解文意,或者是离题甚远。鉴于此,在进入这个题目时,我们有必要特别看重对卡夫卡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回到卡夫卡自身。卡夫卡肯定受过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形象传统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内倾性的虚构者,卡夫卡的兴趣并不在于为别人作注解。有学者认为《中国长城建造时》将中国描绘成落后的专制帝国,应该纳入东方主义的行列,其实所谓的“专制落后”特征,如周宁揭示的“特定空间与时间中特定的对象(异己的、难以理喻的、野蛮怪诞的中国文明)的特定的本质与特征(专制主义、封闭停滞、愚昧无知等)”,[1]在《审判》《城堡》对“法”和“城堡”的叙述中比比皆是,只是地点不是东方而已,难道这两部作品也是批判专制帝国的后殖民主义作品?
  但是只局限在研究这一篇作品上并不能完全明了卡夫卡笔下中国形象的意义,有必要另寻路径。本文尝试将《中国长城建造时》放在卡夫卡的整个作品序列中予以考察,特别是与跟它相近的文本进行对比和参照,而《审判》、《城堡》无疑正是与《中国长城建造时》进行对读的绝佳文本。在稍后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几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如何面对绝对他者”。
  
  一
  相同或相似是我们进行对读的基础。首先,最惹人注意的是三篇小说都有让人无法理解、把握的“绝对他者”,《审判》中是最高法院(法),《城堡》中是城堡,《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是长城。此处的“绝对他者”不同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常见的“他者”,它出自勒维纳斯的思想,是异于自我的和完全别样的,具有神圣性,但本文不拟提升到神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其次,在《审判》、《城堡》里面存在着一种多重间隔结构:K-中介(信使、门、律师等)-绝对他者(城堡、法、最高法院等),在K和绝对他者或人之间横亘着无穷多的需要跨越的中介。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也有类似的结构:我(筑城者,普通百姓等)-中介(分段修建的方式,宫廷官僚,高等学堂的国家法和历史老师)-绝对他者(作为整体的长城、帝国、皇帝、历史真相),以及在关于圣旨的传说中被颠倒过来的结构:皇帝—信使—传说中会接到圣旨的“我”。这三篇小说都采用限制叙事的手法,K和“我”都不能知晓现实真相,只能对之进行揣测。
  有趣的是这种结构内部又蕴藏着类似的间隔结构,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同时相互交叉,构成迷宫似的拓扑结构。在《城堡》、《审判》中,K总是处于被决定的无能为力的位置,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状态,K渴望进行自我确证,但自己说了不算,必须将自身投射出去,去接近和把握在冥冥之中主宰自己的绝对他者。可是,K无法忽略中介,K直接把握绝对他者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必须依靠中介来沟通。随之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空间中的延宕。K与中介之间不一定能完全沟通,中介有可能又成为另一个绝对他者,即便K能找到一个可以把握的中介,可是这个中介并不一定就能和绝对他者直接沟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中间还需要第二个中介,如此推延,以至需要无穷多个中介,这样无限延宕的结果,就是沟通近乎不可能达到,类似于芝诺悖论中的“阿喀琉斯跑不过龟”,博尔赫斯曾经将《城堡》里的人物与芝诺悖论中的运动物体、箭和阿喀琉斯并举,但没有进行详细分析。[2]二是时间里的变异。中介位于K和绝对他者之间,当K为了得到中介的帮助而占有了中介时,这时中介的性质有可能会发生了改变,它可能已经不是那个能够和绝对他者接近的中介,即已经丧失了中介的功能,这同样导致通往绝对他者的道路被封闭,这有些类似于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的描写,未获得时具有可能性,得到之后却丧失了可能性,因而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再来看看这种结构在小说中的具体展现。在《审判》中,K老想着利用各种关系接近法院,从而弄清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他被带到了审讯厅,但是他从预审法官那里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他退而求其次,想勾引审讯厅听差的妻子,试图利用她来间接影响预审法官。可是预审法官只是一个低级职员,他上面还有高级职员。即便K能影响这个低级职员,但低级职员还不一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也不能断定完全不起作用。再退一步说,审讯厅听差的妻子是一个荡妇,她和审讯厅的大学生以及预审法官都保持暧昧关系,她的中介功能不一定能得到保证。K的所有行动都可能是徒劳。K请律师帮忙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境况,律师对法院并不拥有支配力,他在法官面前只会低声下气地套交情,顺便拐弯抹角地打听一点有关被告的消息,根本不会直接正面为被告辩护,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被告被审判的理由,而且他能够接触的也只是低级法官。再如法院的画家,他也不知道法院的全貌。
  同样,《城堡》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中介人物。比如巴纳巴斯,他带给K的指令不能完全代表城堡当局的意志,他可怜巴巴地等候多时才得到送一封信的机会,而这封信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信,不能传达任何实际内容。在《城堡》中,K想通过接近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而接近克拉姆本人,可是一旦他拥有弗丽达之后,弗丽达就不是克拉姆的人了,从而K也失去了接近克拉姆的机会,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而克拉姆也只不过是城堡的一个代表,他上面至少还有伯爵大人。总之,条条道路都不通罗马,一切有关绝对他者的消息都是间接得来的,绝对他者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可恨的是它却拥有绝对的权威,主宰着人们的命运。
  再来看《中国长城建造时》。这篇小说中也有一个信使,他试图冲破层层的阻隔将随身携带的圣旨传递出去,可总是在突破一层之后外面又有一层,永远也冲不出去,而且更可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圣旨已经失去了时效,这使得他的一切努力完全白费。再如长城,普通的筑城者局限在自己建造的一小段长城,根本不知道工程的整体进展,长城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无法把握的庞然大物,他们只能通过分段修建的方式在自欺式的假想中把握作为整体的长城,确保一种保家卫国的豪情。可是这种整体随即被作者解构了,因为分段修建的方式并不能使各段长城连成一体,长城仍然千疮百孔、遍布缺口,起不到防御游牧民族的作用。还有帝国制度和皇帝,叙事者认为“帝国本身应该问一下老百姓,因为帝国的最后支柱正是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对帝国和皇上的了解非常浅薄,近乎无知,他们向香客、船夫打听,都得不出结论。宫廷官僚与高等学堂的国家法和历史老师自认为明白帝国制度,可这种明白“与其说是真的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卡夫卡这三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如何面对绝对他者。卡夫卡对这个主题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进行了展开。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和空间是互相交错的:从一个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空间需要时间的延宕;而在时间的变易中空间也必然发生转换,即空间中的人和物会发生变化。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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