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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


摘 要:

时间和空间是文学作品拥有的两个维度,都市流行歌曲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本文以上海早期流行歌曲为例,分析上海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叙事特色以及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进一步探究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对当代流行歌曲的影响和意义。

分类号:

  • [I01]
  • > 文学
  • > 文学理论
  • > 文艺美学


  •   时间和空间是文学作品拥有的两个维度,都市流行歌曲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本文以上海早期流行歌曲为例,分析上海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叙事特色以及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进一步探究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对当代流行歌曲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时间;空间;流行歌曲;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7-0035-06
      陈伟(1957—),男,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蒋广峰(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上海 200234)
      
      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和属性,如果说时间属性体现的是运动物质的持续性与顺序性的话,那么,运动物质的空间属性则表现出了伸展性与广延性。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1](P182)正如罗曼•英伽登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拥有‘两个维度’:在一个维度中所有层次的总体贮存同时展开,在第二个维度中各部分相继展开。”[2](P11)这里的维度一个是指时间维度,而另一个则是空间维度。都市流行歌曲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也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现代叙事理论的角度看,这两个维度也成为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本文以20世纪前期上海的流行歌曲为例来分析上海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探究它的基础、价值和局限,并试图发掘其对当代流行歌曲的影响和意义。
      
      一、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基本叙事方式
      
      莱辛认为:“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部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1](P82)因此,用身段变动表达的舞蹈、用音符衔接表现的音乐等属于时间艺术;而绘画、雕塑等是对物体瞬间的把握属于空间艺术。换句话说,莱辛在此把艺术作品传达方式的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分开了。流行歌曲作为音乐中的一种,它鲜明的特点就是莱辛所说的叙事的时间性。同时,音乐的声响运动又必须占据一定的空间,是在一定空间中的声响运动,这样,音乐叙事的基本方式除了莱辛所说的时间性之外又具有了一定的空间性的叙事能力,而在现实生活中,“空间和时间融合成为一个均匀的四维连续区”[3](P268)因此,在音乐叙事方式中,好的作品往往在时间一维性发展中让你体会到一定的空间意境。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沿袭着中国艺术作品叙事性比较强的特点,在流行歌曲跌宕起伏的旋律中,让听众可以领略到都市新兴的事件描绘和情感抒发相融合的叙事方式。
      (一)“虚幻空间”叙事中的时间性
      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西说:“音乐能从无中生有制造出幻想的形象,创造出夜晚充满魔幻的诗意的真实和神话的境界,创造出这些在微风吹拂下人所不知的万籁。”[4]音乐作品中营造的这些“诗意的真实和神话的境界”般的空间,“不是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那样的空间,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5]。歌曲《疯狂的世界》、《夜上海》、《高岗上》、《小小洞房》中营造的真实而又充满虚幻的空间,是通过音乐歌曲特有的“音高曲线”和“节奏运动”来实现的,在这种节奏和运动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音乐虚幻空间中叙事的时间性。如,歌曲《夜上海》中唱道: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
      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
      晓色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
      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
      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
      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6](P216)
      这首歌曲从空间由大到小的顺序为我们展现了大上海的夜生活:“不夜城”等大上海的整体空间——“百乐门”、“丽都”等众多娱乐场所空间——歌舞场内的舞女生活空间,从而为听者留下了关于夜上海的原初记忆画面,而在画面和空间的转换中,听者鲜明地感受到了歌曲所暗含的时间性。刚开始时是“夜上海”的“华灯起”,表明是夜幕降临后的灯火次第亮起,然后是“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的歌舞场时间,当“晓色朦胧”时这“胡天胡地”的夜生活结束了,于是“转动的车轮”离开了。因此,这首歌曲在为我们展现了一组组都市夜生活画面的同时,又显露了叙事时间性的影子。在事件描绘中融入了时间性,在视觉画面中加入了听觉感知,从而全面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都市的夜生活情景,使之成为旧上海都市的标签。
      (二)时间叙事中的空间性
      莱辛把用音符衔接表现的音乐界定为时间艺术,这是因为音乐作品都是在时间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比如奏鸣曲的三个部分:主题呈示、发展部和再现部,都是按照一般事物发展的时间进程来发展和完成的。“在其中,杂多构成了一个只具有一维的系列,我们从这条线的属性推想到时间的一切属性,只除了一个属性,即这条线的各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而时间的各部分却总是前后相继的。由此也表明了,时间本身的表象是直观,因为时间的一切关系都能够在一个外部直观上面表达出来。”[7](P36-37)但是,音乐的时间是抽象的时间概念,人们从音乐作品中不能辨认时间的真实过程,只能借助时间的运动过程去欣赏音乐作品。音乐是依次被我们的听觉所感知的,想象和联想把前后相继的音符串联起来形成了一组音乐画面或个人想象空间,在单个的声音运动时,一个声音停止而另一个声音才能继续,如果没有想象的这种主体运动,我们是得不到完整的关于乐曲的意象的,正如《乐记》中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对此有很好的体现,如听了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听众可以随着歌曲旋律的流淌仿佛走过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时间的一维性让我们随着歌曲音乐的不断流动而在耳边萦绕着一些词汇:“鸳鸯”与“无情棒”、“轻纱”与“漂泊”、“荷花”与“明月光”、“情郎”与“雪茫茫”、“长城”与“孟姜女”等,这些歌词经过我们的听觉时唤起了我们深层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鸳鸯”和“情郎”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我们的脑海中时不时会浮现一些凄凉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孔雀东南飞……旋律在跌宕的同时也让我们遨游于历史与文化的广阔空间。在意象的组合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那充满着美好生活的画面:到处春暖花开、风光美好而又家人团聚、情人相悦……在时间叙事中我们得到了那一连串的空间画面和那美好的生活图景,“正如前面我们所论证的,尽管图像具有无可否认的时间性,但这种时间性毕竟是通过空间性体现出来的。”[8]乐诉诸听觉的特点使其审美活动成为最难以把握和确定的,但也具有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审美空间。
      (三)善于调动受众的通感
      钱钟书在《通感》一文中指出:“在日常生活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9](P64)声音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总是与一定的现实形态密切相连,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密切相连。在审美或艺术欣赏中,人们听到声音时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一幅幅图画或一组组场景等。因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借助视觉来理解音乐,比如旋转舞台、霓虹灯、现在的KTV之类,这些都是借助于通感来增强受众对音乐的审美感受,从而更好地描述事件、表达情感。我们的大脑把刚刚知觉的音乐以意象的方式暂存在大脑表层,而通感则能唤起留存在大脑中的那些原来潜伏着的深层记忆,触类旁通地把音乐转化为意象,借助于想象和联想形成音乐形象以飨感知者的审美享受,我们可用《天涯歌女》的插曲之一《街头月》来说明,它通过营造凄冷而悲凉的气氛表现了一对卖唱母女的艰辛生活。本来月光给我们的视觉感觉是明亮的,像“雪”、像“银”一样,但这如“霜”的感觉却在表现亮的视觉基础上还给人些许冷意,这是在视觉表情达意有所局限的基础上借助了触觉感知方式的补充。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中,钱钟书说:“一切艺术,要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10](P113)在这里,视觉在感知外物的时候,似乎没有直接的感情倾向,但“月如霜”则让受众体会到触觉的寒冷,同时也营造了凄凉的意境,“冷冷”则更加深了这种意境的情感深度。这是在视知觉的表象上运用了触知觉加以补充的意象,是通感加深受众对作品认知和动情的典型例子。
      
      
      二、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叙事方式的渊源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虽富有特点,但其渊源在哪里呢?显然其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形态,离不开都市的文化氛围,更离不开社会的现实形态。经济的发展把文化放到了现代性的轨道上,也使早期流行歌曲的叙事方式具有了现代性的形态。因此,现代性的文化一方面承袭传统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体现出文化的传统性和开拓性之间的张力。
      (一)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着力于注重“真”的现代性叙事方式
      “五四时期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主导,使中国社会名副其实地进入到了崭新的时代。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是毋庸置疑的。”[11](P231)这种分界线表现在叙事方式上就是从古典式的叙事方式阶段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方式阶段。传统中国的叙事方式大多是一种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即使像窦娥那样有天大的冤屈,也要托梦给父亲予以平反昭雪后才算真正的结束。对于这种不正视现实、不敢于表现“真”的大团圆式的传统叙事模式,胡适和鲁迅早就给予了批评,胡适指出:“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真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12](P382)这种注重大团圆的叙事方式表现的只是主观理想,而不能表现客观规律。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种注重表现“真”的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应运而生,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戏剧作品体现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些早期流行歌曲作为都市文化的一种形态,体现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叙事方式,脍炙人口的《夜上海》表现的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当时上海歌厅酒吧的“胡天胡地”的情况,还有表现人生艰辛的《蝴蝶飞》、《青楼恨》、《恨事多》等歌曲,都是采用重视表现客观的“真”的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创作的。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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