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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创新不是喊口号


摘 要:

贴标签、说套话没用,要广泛讨论,要敢于承认、而肯检查自己的毛病,要长期扎实努力

分类号:

  • [C91]
  • > 社会科学总论
  • > 社会学

  • 贴标签、说套话没用,要广泛讨论,要敢于承认、而肯检查自己的毛病,要长期扎实努力

    汪品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达维 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从2006年开始,以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为标志,中国明确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到现在已有七年。中国已经意识到,成为“创新型国家”将是迈向真正富强的重要标志,但是,如何确保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作为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海洋学院的汪品先院士曾经多次参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建言献策。一个让他非常困扰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是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缺钱、缺人?还是中国人太懒、太笨?在他看来,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不仅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有关,更和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有关,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国家增加多少投入,上多少大项目、或者引进多少海外人才可以解决的。

    汪品先,江苏苏州人,1936年11月生,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深海科技,曾在南海主持实施了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和上海海洋科技中心的筹备工作。

    8月21日,汪品先院士在同济大学海洋楼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财新记者于达维的专访,谈他所理解的创新,他所认为的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路径。

    [对话摘登]

    于达维:从你几十年的科学生涯来看,什么是创新,你所见证过的本专业内的创新是什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创新是什么?

    汪品先:这可以从我第一次到西方国家说起,这次访问对我一辈子都有影响。1978年,我随石油部的石油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企业的科技创新。我始终觉得国际大石油公司研究部门的创新是很成功的。那时候,在地质学上“地震地层学”的概念刚刚提出一年,这是一个基础研究的概念,但这是埃克森公司的创新。原来研究地层是靠钻孔,是个“点”,而地震地层学是靠地震剖面把点连成面,从局部拓展到整体,这是石油勘探中革命性的进展,后来成了一门新学科。但是这是石油公司而不是大学干出来的。

    从那时至今,国际的石油公司有三大步是很成功的,都是创新的,第一步是地震地层学,第二步就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深海石油的研究,到现在海洋石油的新发现主要都是深海的。第三步就是页岩气。这都是石油公司搞出来的,他们不是搞一个个的小题目,而是攻一个大东西,攻下来就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理解这才叫创新,抓住一个基本问题,长期攻下去,攻下来以后整个格局就变了。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能源部的新能源开发,对他们来说新能源不是风能、太阳能这些,而是做基本粒子的研究,比如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这种大尺度的、从根本上颠覆性的研究,而且有明确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一般理论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是那种开创性的研究,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概念的提出,而不是后来的很多不同的应用。真正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不大愿意做修修补补的东西,而是把第一步走出来,让后人再去精雕细刻,他再去做新的。当然这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个就很了不起了,一个社会有百万分之一的人每人做出一个新的东西,这个社会就了不得了。

    于达维:中国一直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你认为中国缺少创新吗,为什么,是缺钱、还是缺人,还是缺乏创新的土壤?

    汪品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怕把创新作为口号。如果创新只是换一个新的标签,如果创新也变成运动,那就很糟糕。现在正有这个危险。谁都在创新,还没有做什么东西就说创新。创新要号召,但不是光依靠号召,单靠号召连搞爱国卫生都很难,更不要说创新了。

    我总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中有不利创新的一面,而这一面中国在这几十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进。这种文化深层次上的障碍,要比政策上的障碍、要比人不够、钱不够的障碍还要严重。

    我们的文化是黄河流域的大陆文明,而现在统治世界的基本上是地中海的海洋文明。这两种文明在19世纪直接发生碰撞,我们输了,那时候才醒过来,才知道我们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很遗憾,我们在文化层面没有醒过来。现在中国条件这么好,是回头反思的好机会。中国的知识界容易偏激,要么关起门来谁都不听,要么开了门就跟着别人走。在我看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会在文化上这么容易的自我否定,总是进行180度的大转弯,这样不成熟的一会儿否定这个,一会儿否定那个,一会儿说这个人最好,一会儿说这个人最坏。我们总是要么跟着这边走,要么跟着那边走,其实都偏了。东方文化中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缺点。西方比较强调分析归纳(Induction),而东方比较强调综合演绎(Deduction)。现代科学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分析最为重要;而世界科学发展到今天,综合的任务突出起来,东方文化恰恰可以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还是跟着西方走。

    于达维:那么,中国科学界存在什么明显的问题吗?

    汪品先:现在中国的科学界,是外国人出了题目,我们买外国人的仪器去做,做出来结果,发表在外国人的杂志上,去支持外国人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收获的是文章的数量,不是学术的突破。

    中国的科学面临着一个转型。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已经全球化,每个国家都要参加,但一类是原料输出国,一类是深加工的国家。这跟做产品是一样的,物质产品和智力产品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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