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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


□ 庞羽

摘 要:

1987年的秋天来得猝不及防,就像我一样。他们都说,我一生下来,家里人就建议把我扔了。浑身乌青,还是个女孩。那时,耳朵已经在幼儿园呼风唤雨了。他一直都那么神气,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打败了大三班最强壮的男生,稳坐孩子王宝座。

关键词:

幼儿园 女孩 孩子

  

  我死于2003 年的那场心碎。

  1987 年的秋天来得猝不及防,就像我一样。他们都说,我一生下来,家里人就建议把我扔了。浑身乌青,还是个女孩。

  那时,耳朵已经在幼儿园呼风唤雨了。他一直都那么神气,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打败了大三班最强壮的男生,稳坐孩子王宝座。

  这些都是一宁告诉我的。可我隐隐觉得,不能知道太多,怕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了命运的箴言。而她把我当成树洞,说光了似乎用我们所有缘分换来的话。

  一宁家里是卖字画的,爷爷老阿喜擅长画画,画好了挂在门口等待买主。他们一家大小就靠这个吃饭。其实一宁的父亲成子很有本事,在“文革”是一等一的红卫兵,“文革”结束后他剃掉了眉毛,从此终日游手好闲,萎靡不振。

  这些,是耳朵告诉我的。关于我家,没什么好说的。老妈曾经是镇子上最好的舞蹈演员,老爸是个退伍军人。他们现在经营着一家灯具店。

  我的出生,似乎就不仅仅是计划生育罚款的问题了。

  长达5 年的盐水瓶生涯后,我成为了一名幼儿园学生。那时我还小,不懂我爸偶尔望着我叹气是什么意思。橱柜抽屉里有一大堆医院账单,白得刺眼。可是那时我还不识字。

  耳朵那时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和一宁同级。学校应该教口琴课了,这是小镇的规矩,也是我的憧憬。

  一宁经常来我们家串门,有时候给我带小鱼干,有时候给我带一盒“老鼠屎”。我爱吃“老鼠屎”,就是一种橘子皮磨粉再加工而成的小颗粒,每次我都小心地取出几颗,细细品味。酸中带甜,正是童年的味道。

  在我品尝“老鼠屎”的时候,一宁就跟着耳朵学吹口琴。我是看不懂五线谱的,时常溜出去。老爸老妈都在店上,我也只有礼拜六去医院。门口的小孩子不多,即使有,也不喜欢我,所以我一个人闲逛。

  “小妮子,过来。”老阿喜亲切地叫着我。对于我来说,老阿喜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他经常一个人在黑屋子里捣鼓他的颜料。带着满腔的好奇,我走了过去。

  老阿喜把整个身子都埋在他的太师椅里面。他不胖,但是太师椅已经变形了,随着他的身形。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针和线:“老了,老了,小妮子,帮我穿个线。”

  老阿喜的手指缝里都嵌着颜料,红的蓝的,沟沟壑壑。

  “老阿喜,你是怎么画画的啊?”我帮老阿喜穿完红线,又穿蓝线。老阿喜的案头上放着几件暗蓝色的衬衫及一件红彤彤的大棉袄。

  老阿喜缝着那件红彤彤的大棉袄,慢悠悠地说:“你要是喜欢画画,我教你啊。”

  从此,一有空我就去老阿喜那儿看他画画。老阿喜擅长素描,油画也会,但是他说,他还是最爱中国画,寥寥几笔,漫漶无穷。关键是,中国画能留白。“吃饭要吃八分饱,倒水还是留点好。”老阿喜乐呵呵的。我还是懵懵懂懂。

  没有眉毛的成子回来的时候,我都灰溜溜地逃走,太恐怖了。有一次,成子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我不知道他在,看着老阿喜画画时,卧室里传来剃须刀嗡嗡的声音,瞬间我一阵发抖。

  人们都说,那是成子在剃眉毛。

  开学四周后,耳朵成为了学校里口琴老师的副手。耳朵闲暇的时候,都会跟着老师到教室帮着上课。老爸很骄傲,总是和人提起,“我儿子口琴那是杠杠的。”妈妈总是熬薏仁粥,耳朵哥喝得多。

  那天,秋高气爽。中午吃的小蛋糕甜得很。妈妈刚把薏仁粥端上桌,耳朵估计已经到家了,我还在回家的路上,而那个陌生人,已经和老妈聊开了。

  “大姐,你儿子真是有天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这么小,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不用多少自我介绍了哈,本来那节音乐公开课我不来的。在城里,工作忙。现在觉得真是值得,您的儿子让人眼前一亮!”

  我本来想继续听下去,老妈却把一碗薏仁粥递给我:“去房间写作业去。”

  耳朵关上了房门,他们说话的声音我听不见了。

  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老妈年轻时跳舞的照片,翩翩舞姿,巧笑倩兮。橱柜上还放着市里芭蕾舞比赛二等奖的奖杯,在昏暗的灯泡下闪着光辉。“老妈,”我轻声说,“你真漂亮。”

  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等到陌生人走了,老妈打开房门,我才从房间出来。老妈脸上飞着两道红晕,手脚不再放松自如,像是戴着一个金镯子似的。

  老爸收店回来后,老妈把他拉进房门。

  “不行!”老爸从房间出来,老妈紧追不舍:“真的,儿子能上城里去了,说不定能成为童星上电视呢!”

  “太冒险了!”老爸坐在餐桌前,跷起二郎腿,“什么都别说了,吃晚饭。”

  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怎么回事。那个陌生人看中了耳朵,说他有音乐天赋,要把他挖出来,要很大一笔手续费包装费,而老爸坚决不准。

  我明白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老妈已经把钱交给那人了。

  直到悲伤的2003 年,那人也没有再出现。

  一宁倒是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段时间,家里气氛一直很紧张,老妈胳膊上老有淤青,眼睛边总有泪痕。老爸开始酗酒,经常半夜一身酒气地回来。镇子上没有通宵排档。有一次早上,老爸被发现睡在大街上,身边丢着好几个酒瓶。老妈含着泪把他扛回来,他睁开眼睛,甩了老妈一巴掌,又沉沉睡过去了。

  在那个一巴掌响起时,一宁正在房间里听耳朵吹口琴。琴声悠扬,一点点地在空气里晕染。老妈冲进门,当着我们的面,把口琴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们都是些没良心的小东西。”这是老妈多年后对我说的话,可是我已经没有回答她的机会了。

  那年的风很大,把我们彼此的线都吹散了。

  “把这幅画放在门口吹吹。”老阿喜把刚画好的油画给我,“画画和烧饼差不多,趁热吃最有味儿。”老阿喜的手上布满青筋,就像骨骼阡陌交错的赤壁石。我咽了咽口水,想吃烧饼了。

  油画干了一半时,老阿喜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我仰起头,黑屋子的天窗淡淡地发亮,这个白天有点稀薄。

  “小妮子,走,我们出去。”老阿喜拿起画箱,装好工具,拉着我走出去。我没有提问,感觉一切就这么顺水推舟地进行着,好像本来就该这样。

  老阿喜带我来的地方是中学的小树林。镇子上只有一个中学,里面的小树林每到秋天就红彤彤的。

  “看,那是梧桐。”老阿喜把唯一一棵梧桐指给我看。梧桐的大叶子森郁而阔大,风吹过,微微晃动,恍若一页页书被天空翻阅着。那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它太绿,也许因为那天太冷。

  那天老阿喜画了好多树叶,红的黄的绿的,带着生命将尽之前喷发的力量。原来死神是一阵风,吹来吹去,吹走多少少年老成,却吹不尽茫茫红尘。

  一宁失踪那天,老阿喜失手把他最爱的画毁了。那是一幅中国画,简单分明,落落大方,可是一罐墨汁泼洒在上面,老阿喜也找不到“留白”了。

  街巷邻坊都聚集到这儿来,老阿喜也没有顾得上他的画。难得一见的成子阴着脸蹲在地上,一言不发。老妈拉着我的手,老爸醉醺醺地骑着摩托车上店了。

  “真是拜托各位邻居了哈,”老阿喜抱拳,“谁要是看见我的孙女儿,告诉我一声,必当重谢。”各位邻居开始交换各自的资料,原来从早晨开始,一宁说去学校,到了暮色四合这个点,老师说她都没有来上学,周边亲戚朋友家也没有。镇子就这么大,大家其实都认识,可是都说不出一宁去向何方。

  大家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老妈不安地看向周围,嘴里念叨着耳朵的名字,人群中没有他。人群外也没有他,似乎我的一生中也没有他。

  左左巷的人一半在找一宁,一半在找耳朵。

  被发现时,耳朵正端坐在石码头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船。他的脚已经深入水中好几寸,鞋袜都湿透了,却浑然不知。

  从那以后,耳朵有时就会有点痴,但多数时候还是伶牙俐齿的。老妈带着他进城看病,结果她哭着回来了,而耳朵又发了痴,站在门口看着夕阳落下,眼里泛着盈盈的光,像海,也像油画上的贝壳。

  夕阳落下,老妈做好晚饭,平定心绪,招呼我们吃饭。耳朵抓起筷子,又放下,问我功课做好了没,我说什么功课。他眨眼,就是老师让你们做的小灯笼啊。

  他还记得。老妈长吁一口气,给他夹上一块红烧肉。肉是老妈前几天买的,一直放在冰箱里。耳朵说:“妈妈,肉在冰箱里放久了有病菌啊。”

  老妈笑了,又给他夹了一块肉。

  其实耳朵是知道一宁去哪里的,那天就是耳朵哥送她去了上城的船。之后,耳朵还去学校上学,回家里吃饭,然后又回到码头。回到码头干什么去了呢?没有人知道。

  一宁被带回来的时候,身上的黄衣服显示着褶皱般的黑色,一绺一绺的,好像她油乎乎的头发。老阿喜一见到她,就紧紧抱住她,把她油乎乎的头发蹭啊蹭的。老阿喜的画终于可以开动了,我也可以继续观看了。

  等我大点才听说,一宁是去城里找她妈妈了。一宁两岁那年,她妈妈说去城里打工,后来再无影踪。隔壁大妈大婶都劝成子去城里找找她,成子翻着眼白,不置可否。后来几天,左左镇的人都看见成子在打铁铺打铁,火花四飞,煞是壮观。人们以为他浪子回头了,可是几天一过,他又恢复了原样。剃了眉毛,光秃秃的,怀里揣着票子打牌去了。

  成子打的铁器早已生锈,老阿喜画的画也逐渐泛黄。

  三年后的秋天,耳朵还是那样,偶尔会考到100 分,老妈抱他拍他,他有点愣愣的,眼神里堆满了冰块。然而看见家门口铺满的阳光,他会高兴地冲出去又蹦又跳,嘴里唱着遥远的歌谣。

  这样开心的耳朵终究留级了。小升初,他比一宁少了50 分。

  分数出来那一天,老妈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她翻开抽屉,里面是耳朵半年来的试卷,有100 分,也有20 分。镇子里的人都说耳朵中邪了,身上有鬼魅。老妈不信。那天老妈坐在房间里,看着橱柜上的奖杯,久久地出了神。整个宇宙都很安静,整个宇宙都在放射着开心灿烂的光芒。

  我带耳朵去了老阿喜家。老阿喜老了许多,抓画笔的手逐渐干瘪。可是耳朵一见到他,就紧紧抓住他的手。老阿喜很配合,没有松开。良久,耳朵的眼中闪出泪光:“爷爷啊!”

  我们的爷爷早就死了,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老阿喜很自如地摸摸他的头:“孩子啊。”

  老阿喜画画的小房间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长久没有人收拾。可在老阿喜的案头上,依然放着我眼熟的红棉袄。红棉袄有些地方开了线,有些地方磨损得厉害。

  老阿喜抓住棉袄的肩膀,在半空展开,抖了抖:“唉,针线活都做不了了。”

  后来我帮着老阿喜穿线,耳朵打结,我们共同补好了衣服。作为报答,老阿喜居然在杂物柜里翻到了旧相册。

  相册里大多是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带着羞涩的笑。这些人我们似乎都没有见过。老阿喜却指着一张婴儿照说,这是成子,那时他还有眉毛。

  翻到一张彩色照片的时候,老阿喜的手在抖,神色哀伤深远。“这是一宁奶奶。”照片上似乎是老阿喜50 岁时的样子,身姿俊朗,那位妇人看起来也不老。他和她都笑得甜蜜,而老阿喜,则穿着这件红棉袄。

  耳朵哥站在那儿不知道想什么,老阿喜也不说话,一时间我不知所措。难捱的气氛被耳朵打破了:“爷爷,奶奶去哪里啦?”

  老阿喜没有生气,闭上眼睛。天窗射下苍白的光芒,外面下雪了?我仰望着,却找不到一片雪花。这时老阿喜缓缓抬起头,所有的雪在他的眼里化成了水。

  我们三个人都望着天窗,恍若圣迹降临。“嗯,那儿。”老阿喜说。

  老妈萎靡不振了好久,家务不做,饭菜不烧,就坐在卧室里。墙壁上的奖状卷了边,老妈找不到浆糊,就从锅里拿几粒饭粒粘好。饭是隔壁阿婶烧的,她可怜我们吃不上饭。老爸早就不回来吃了,就是回来也是继续喝酒。我的身体又开始不舒服,某天歪坐在凳子上时,老妈带我去了医院。

  还是老毛病。开药的时候,老妈拿出了一叠一元钞票,小心地数着。小镇医院里人来人往,时不时有人喊“三喜子,好些没?”“小许又来拿药了?”“郁老太太近来气色不错嘛。”老妈蘸蘸口水继续数着钞票。医院空气里飞着各种抗生素的味道,也飞着大人物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老妈趴在药房前的柜台上,背微驼,衣服有点发白,曾经纤长的手指也沟壑纵横,可她的头发依然一丝不苟,分毫不差。

  拿到药时,我正处于半睡半醒状态。老妈站在我身边叹口气说:“快点长大,帮我挣钱吧。”她以为我没有听到,可是我的鼻头酸酸的。

  天气转晴的时候,老阿喜出来写生了。他身边不再只有我了,耳朵还经常逃体育课来看老阿喜画画。每到初中放学的时候,耳朵就会消失,一宁回了屋,耳朵就会出现。有一次耳朵见到了一宁,魔怔了似的,而一宁就跟见了鬼似的。有一天,耳朵给了我一包“老鼠屎”,执意要我送给一宁。我腼腆着脸皮送给她,她随手扔到了桌子角落。后来“老鼠屎”是否被真老鼠吃掉了,我也不得而知。

  这个秋天过得很平静,似乎在为无情的冬天做准备。

  北风紧,艳阳锁。入冬以来,天空一直灰蒙蒙的。老妈常望着天叹气,老爸依然很少回家。耳朵的数学成绩有了起色,我依旧是老阿喜的小跟班。

  出事那天,我穿着去年过年老妈狠心买的小棉袄,枚红色。后来我再也没有穿过,上面有了污迹,黄河水也洗不清。

  那天,老阿喜不在家,可是门开着。我以为老阿喜在画室,壮着胆子进去了。屋子里很黑,我轻声喊着老阿喜,没人应。当我转身准备离开时,乌黑的内屋闪烁着一双凶利的眼睛。

  那双眼睛寒光一闪,我也凛然一惊。正要拔腿就跑时,眼睛主人粗糙的手紧紧钳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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