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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村官”刘国忠


□ 冯永芳;吴卉

《法治人生》编辑部

摘 要:

科克墩村。一个南疆的小村,连续30年零上访、零刑事案件、零治安案件、零非法朝觐、零非法宗教活动、零重大安全事故。这一成绩来之极其不易,但绝非偶然。刘国忠。一个村支书的模范榜样,一个共产党员的典型代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最不平凡的业绩。这个榜样。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超越了个人利益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超越了小家概念的榜样;这个榜样,给全村带来了和谐与稳定;这个榜样,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忠实践行新疆精神的杰出典范。

  文/本刊记者 冯永芳 吴卉

  一次特殊的上访,让刘国忠“浮出水面”。

  201 2年2月,十五六个维吾尔族村民聚集在泽普县古勒巴格乡政府门前。

  “村民集体上访?哪个村又出问题了?”

  看到乡领导,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千万别让我们的刘书记退休!”“他要是不干了,我们咋办呢?”……

  接访的乡领导有些愕然。这种上访,还是头一次碰到。

  原来,古勒巴格乡科克墩村年初换届选举时,61岁的刘国忠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而刘国忠却说: “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还是选别人吧。”

  大伙儿一听就炸开了锅:“不行,不行,你不干咋行呢?” “只要你活着,你就是我们的书记……”

  吵吵嚷嚷的声音中,78岁的原村支书阿不都瓦依提说话了:“你再干一届吧,村民们离不开你啊!”刘国忠被大家的深情感动了: “群众这么拥护我、信任我,我还有啥说的!只要能动弹,就干吧。

  “入党是为了给乡亲们多干点事”

  科克墩村,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自然村,这是喀什地区泽普县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全村不足300人,59户人家中,只有刘国忠一家是汉族。

  1959年,8岁的刘国忠跟随父母,从甘肃省武威来到科克墩村时,村子周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戈壁,只有几户维吾尔族村民住在破烂的泥巴房中。一户维吾尔族村民腾出一间小房子给刘国忠一家居住。戈壁滩上,只有2棵杏树、1棵核桃树。他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而维吾尔族小伙伴也学会说一口甘肃普通话。

  1974年,当时的村支书阿不都瓦依提看中了初中毕业的刘国忠,让他当了村保管员兼会计。那时候,谁掌握了口粮,就等于握住了人的命根子。他保管着全村人的口粮,8年里他没有辜负村支书阿不都瓦依提的期望,每年数万公斤的粮食经过刘国忠的手,年年对账分毫不差,更让村民信服的是,刘国忠从未谋过私利。

  “他有文化,公道、诚实、善良,心里装得下整个村子。”阿不都瓦依提将这个汉族小伙列入入党积极分子名单。

  上世纪8 0年代初,受当时特殊的敌社情影响,村里的汉族人大都搬走了。刘国忠的父母、妻子也流着泪返回了老家。阿不都瓦依提对他说:“村里文化人少,你不要走,有我们在,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

  1 982年,刘国忠入党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他人生中一个新的转折开始了。“入党是我最光荣的事儿,我心里有了一盏灯。入党就是为了给乡亲们多干点事。”刘国忠说。

  从1 9 9 8年起,刘国忠担任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如同一棵胡杨树的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渐渐长成了一棵大树;他宛若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瞬息之间迸发出自己最绚丽璀璨的光华,他向生命中的每一种困境挑战,尽管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村官。

  “水电路让他跑断了腿”

  过去,通往村外的道路浮尘滚滚,大坑套着小坑,7公里的路要走3个多小时;夜幕降临时,村里一片漆黑,家家户户亮起一盏盏昏黄的煤油灯。清晨醒来,大人小孩的鼻孔塞满黑灰,许多巴郎读完初中就回村务农了;最令刘国忠酸楚的,浇地没有水,村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水、电、路,揪着他的心,牵着他的魂,让他寝食难安,再也不能这么过了。刘国忠暗下决心:要让全村通水、通电、通路。

  科克墩村,左邻提孜那甫河,右靠莎车县宏伟大渠,村子里却没有水浇地。

  河水无法引上岸,庄稼一片一片旱死,果树结不了果;村里人浇水要跑到十几公里外去引水。为争水,村民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儿。一到浇水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顶着月光,沿渠守护着生命之水。

  他的心里燃烧着一团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像__只不知疲倦的鸟,来来回回地飞奔着。倔强的刘国忠揣着干馕一趟趟地往乡上跑,往县里跑,有时一等就是一整天。村民们心疼地说: “水、电、路让他跑断了腿。”

  春夏秋冬过去了,他已记不清跑了多少回,跑烂了几双鞋,啃了多少个干馕,费了多少口舌。泽普县主管领导知道后亲自协调,2002年终于在村口的大渠上开了水口,但是引水渠要自己挖。刘国忠带领村里的壮劳力,每天吃住在工地上,起早贪黑1个月,硬是修通了一条6公里的引水渠,几十年的难题破解了。

  当清澈的渠水“哗哗”地流进绿油油的庄稼地时,男女老少的村民兴奋地聚在渠边,有的光着脚在渠上奔跑,有的跳进水渠,激动得泪流满面……

  水来了,土地不再干渴,林果变得“滋润”起来,小麦单产突破了千斤,可是刘国忠奔忙的脚步没有停歇。上世纪60年代起,村民们一直喝着地下的苦水,有的患上了胆结石,有的一张口就露出一口黄牙。刘国忠不停地往县乡跑,直到201 1年末村子通上了自来水。清亮的自来水通到每家每户时,村民小心翼翼地拧开水龙头,老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给刘国忠端来了抓饭,吃着吃着,刘国忠的眼泪落进了碗里……

  村子人口少,5 3户人家一直没有通上电。用上照明电是几代村民的心愿。刘国忠一次次地往供电公司跑,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你们村太偏远,人口少,不符合通电要求。”

  一定要搭上“农网”改造的末班车。刘国忠索性带着铺盖去乡里。他累瘦了,老村支书阿不都瓦依提心疼地直掉泪,他也背着行李卷儿和刘国忠一起到县上找相关单位。有一回,县领导到喀什开会去了,70多岁的老支书和年近50岁的刘国忠铺开行李,睡在了大街边。夜晚阵阵凉意袭来,两位新老支书数着天上的星星辗转反侧。10月的夜晚冻得睡不着,两个人就来回走动好让身体暖和些。

  2000年年末,科克墩村终于亮起来了,通电的那天晚上,刘国忠宰了几只羊,全村男女老幼跳起了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细心的老支书阿不都瓦依提发现刘国忠不见了,当大伙儿在村委会找到他时,他手中拿着半块干馕,脸上的泪痕未干,斜靠在墙角睡着了……

  以前,科克墩村被大渠阻隔,形同孤岛,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是一座木桥,木桥窄得连一辆毛驴车都过不去。村民种的棉花、果子,没有人来收,得一袋一袋扛到大渠对岸,再装到毛驴车上往外运。刘国忠家的4吨棉花要装80多袋,从他家地头到大渠约2公里路,他一天最多也就能扛十几袋出去,干到天黑,腿软得栽倒在地上站不起来。

  没劳力的人家更难了,村民阿曼古丽·尼牙孜的丈夫去世后,她与70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根本扛不动一袋50公斤的棉花,雇人扛一袋棉花要付四五元钱,一年仅扛棉花就要多支出二三百元。

  性格内向的刘国忠找至0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讲述了村子里的困难。县委书记专程到科克墩村实地考察。2006年,大渠上架起一座宽阔的水泥桥。桥上通车那天,阿曼古丽扶着老母亲在桥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笑了又哭,哭了又笑。

  刘国忠又带领村民,把村子通往乡里的土路修成了砂石路。他晒黑了,人更瘦了,后背有点驼了。

  “我会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的”

  47岁那年,刘国忠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瞅着一双双满怀期待的眼睛,笨嘴拙舌的刘国忠憋出一句话: “放心吧,我会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的。”

  科克墩村是在白花花的盐碱滩上建起来的,全村只有2条农田防护林,没有一台农业机械,春种秋收都要从乡里借拖拉机;集体经济靠乡里拨款,村委会是由乡政府出资修建的。农民唯一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小麦、棉花。为改变村里落后面貌,刘国忠和村委会班子认真分析本村实际,从发展基础设施人手,带领群众开荒造地、栽种林带、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办公和文化活动场所……

  刘国忠动员村民大面积种植核桃树,请来技术人员现场讲课,领着村干部、村民外出取经,让村民掌握种核桃树的技术。现在,村里核桃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50亩,每年仅核桃一项就为全村增收100万元。

  2007年,刘国忠在全村推广耐旱的色素辣椒,他召开村民大会,还挨家挨户做工作。村民阿依提拉罕·阿皮孜担心地说: “唉,支书,色素辣椒真的比种棉花还好吗?亏了怎么办?”刘国忠对她承诺道:“那你就在我的地上试着种一年,挣了钱算你的,赔了钱算我的。”刘国忠手把手地示范,阿依提拉罕种植的一亩色素辣椒收入了2600元。

  刘国忠家的20亩地成了村民的“试验田”,1 9户不相信种色素辣椒能挣钱的村民,都在他家地上尝到了甜头,亩均纯收入都达到2500元以上,刘国忠却一年没种地,少了数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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