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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杀袁、王


摘 要:

这是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毛泽东与彭德怀》少华大立著

  这是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回顾远逝的历史,现在条分缕析的重大事件,在过去犹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的麻团。1930年祭起错杀刑刀的是那迫在眉睫的军情……

  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最初结交的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袁文才,原名选三,1898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坑一个富裕家庭,曾就读于永新县禾川中学。1924年因不满豪绅黑暗统治,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1898年生于江西省遂川县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人是裁缝,后来揭竿而起,成为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

  1927年7月,袁文才、王佐率领各自武装,会同宁冈、安福、莲花、遂川、永新等县农军,举行暴动,攻克永新县城,合组赣西农民自卫军,二人均任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农民自卫军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压迫和分化,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进驻宁冈茅坪,王佐带领一支人马驻扎在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他们两位绿林豪客,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据守井冈山。袁文才部有枪数十条,王佐部有人马200余人。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土客籍矛盾曾令毛泽东产生回天乏力之感。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过“左”政策而为难。他不止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著名论著《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激烈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犹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

  1929年1月,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宁冈柏露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天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文件。毛泽东在照本宣读“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机警地略过了第十节“与土匪的关系”一段。柏露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秘密召集小范围的会议,传达此段内容: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加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让那些首领渗入到革命军队和苏维埃政府中,是异常危险的,必须毫不手软地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之内。

  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宛希先大吃一惊。这是中央非常明确和严厉的决议,牵涉边区许多的部队和领导人。

  毛泽东严峻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悲凉。他解释说:“由于前委对这一问题未有集体讨论和决定,又由于柏露会议中袁文才、王佐同志都在场,所以这段文件内容未在会上当众宣读。现在大家说说看,这件事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按中央的规定办呗!”永新县委副书记、土籍革命派首领之一王怀冲口而出。

  王怀的发言得到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坚定支持。“我也同意王怀的意见。中央的政策要充分考虑,不能借口边区情况特殊而有意偏离。‘解除其武装,并消灭领袖’,这是对土匪武装的正确政策,其高明之处在于把土匪头子和土匪群众区分开来,便于分化、瓦解。”

  王怀、龙超清像两位重量级的拳手,一左一右把袁、王逼人中央政策的死角,无路可逃。

  这时候,毛泽东说话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发言:“中央的政策牵涉到对袁文才、王佐及其部属的政治态度问题。袁、王两位同志的情况,大家都已熟知。德怀同志刚上山,可能还不大了解。袁文才、王佐过去是绿林出身,一个组织‘马刀队’,一个在朱聋子门下,后来独立为王。他们当寨主,吊肥‘羊’,大革命时期成立农民自卫军,专门与土豪劣绅作对。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袁、王给我们资助军饷、粮食,帮助我们安家落脚,提供便利建医院、留守处,以后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我们共同作战,战绩显赫。袁文才过去就是党员,王佐经过教育成长限快,也入了党,现在是四军中层领导骨干。这些情况,边界人民,在座各位,都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我们没有理由杀袁、王。中央的决议也对,但在执行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脱离我们此时头顶的这一片天,脚踏的这一块地。”

  毛泽东通过漫谈历史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会场上气愤、惊诧、狂喜和剑拔弩张的交锋气氛,婉转地抵制了中央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赞同。

  中共湘赣边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希先瞥了王怀、龙超清一眼,激动地说:“当然不能杀袁、王。杀了他俩,我们的良心等于给狗吃了,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将来,边界百姓谁还相信我们?”他顿了一会,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们小范围传达中央文件,外界不知,袁、王也搞不清楚,但是日久天长,谁能保证文件精神不被泄露出去?袁、王二人结为老庚,是换帖的金兰兄弟,长期在一个团里工作,很难消除他们身上残存的江湖义气,最好将他们分开,这样对工作有好处。”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深沉凝重的湖北人,他思虑长远、缜密,是位可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根据宛希先的提议,前委决定调袁文才到红四军军部任副参谋长,随主力下赣南,王佐升任二十二团团长,留守井冈山。同时,为了缓解宁冈党内的土客籍矛盾,前委还将宁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辉霄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

  袁文才随红四军南下的消息在部属中引起种种反应。几个心腹左右都不同意他走,提醒他别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你们的说法也有道理。可是我已答应了毛委员,不能食言。”袁文才心有苦衷地说,“要是别人要我离开井冈山,就是做皇帝我也不去。这次毛委员开了金口,人家是中央之才,我不能不应允呀!”

  一切矛盾仿佛都迎刃而解了,一切冲突俨然平息。但是,平静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30天。在红军下赣南进东固的途中,袁文才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的关系”那段内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开始怀疑前委调动他职务的用意。他对毛泽东的拥戴和信任不减半分,但对其他人,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土籍革命派心存疑忌。思前想后,袁文才还是决定离开主力部队,回茅坪老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袁文才默默地与自己心仪的导师告别.溜出了部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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