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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武南留守处坚持斗争纪实


□ 潘祝平

摘 要:

1945年9月,党中央决定撤退长江以南8个抗日根据地,苏浙边区是其中之一。同年10月,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地方党员干部,陆续渡江北撤,留下少数地方武装和党员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1945年9月,党中央决定撤退长江以南8个抗日根据地,苏浙边区是其中之一。同年10月,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地方党员干部,陆续渡江北撤,留下少数地方武装和党员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原苏浙区党委撤销后,组建苏浙边区特委,下辖茅山、太滆、郎广、浙西四个工委。苏南东路另建锡澄虞工委,划归滆江的苏中区党委领导。

  武南县(原武进县沪宁铁路以南地区)属太滆工委。该县的留守组织,按边区特委规定,对外称新四军武南留守处,对内称武工队。留守处主任党内称特派员,兼县武工队长。各区对外称留守组,对内称武工组。全县武工队开始时共有30多人。

  钱梦梧是武南县奉命留守的一员。留守前任丁舍区留守组长、武工组长。1947年6月,武南县和宜北县(原宜兴县北部地区)联合成立武宜工委,钱梦梧任副书记,分工负责武南县,成为武南县留守处主任、党内特派员、县武工队长。

  从1945年10月部队渡江北撤,到1949年4月渡江解放江南,在这三年半的时间内,留守江南的同志,在及其艰险的恶劣环境中,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段不该遗忘的历史,现在已鲜为人知。钱梦梧生前赠我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其中详尽记述了这三年半艰苦斗争的经历。武南县坚持斗争的经历,可视为坚持江南斗争的一个缩影,由此可知当年坚持江南斗争的艰苦,能坚持到最后是多么不容易。

  为使这段历史重现在人们眼前,并借以缅怀曾经出生入死的钱梦梧等革命前辈,我依据其回忆录及日后补充口述的有关史实,如实择要整理成此文。

  当初误判江南形势

  1945年10月初,武南和其他县的留守同志,到苏浙边区特委接受留守任务。边区特委首任书记陈立平,交代留守任务是:处理安置好未能同时北撤的伤病员和抗属等人员,收回抗币(原苏南行署发行的钞票),结算粮草等善后工作。

  即将北撤的原苏南行署主任吴仲超,此时正在边区特委,在讲话中对北撤后的江南形势比较乐观。认为毛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是有希望的,在江南坚持斗争,估计只需半年左右。要求大家要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保护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民主权利。

  1945年12月初,原苏南二地委联络部长徐行,被边区特委派去苏北华中分局联系工作,返回后传达华中分局指示,其中讲到,全国实行和平后,坚持江南的同志、地方干部参加竞选,武装人员改编为保安队和警察。这表明华中分局同样认为和平有望。

  然而北撤后的江南严酷现实是,原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很快变成国民党统治区,环境迅速恶化。我留守组织、武工队,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击镇压的对象。此时,全面内战虽未开始,但江南大地已经成为国民党猖狂反共的特殊战场。在此情况下,要求处理的善后工作和开展的合法斗争,根本无法进行。

  由于误判江南形势,对如何坚持斗争,组织上未做出明确符合实际的方针和要求,以致当初几个月,留守组织、武工队,一直处于消极隐蔽、被动挨打的状态。

  依靠群众初步站住脚跟

  北撤以后,武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建立了县区乡反动派政权组织,并在基层强化保甲制,推行“连保连坐”。与此同时,县保安大队、区常备队、乡自卫队等反动武装,也很快建立,全县已有千余人。此外还有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交警武装。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张贴杀气腾腾的“五杀”布告,即“通匪者杀、窝匪者杀、资匪者杀、知情不报者杀、通风报信者杀”。并编造黑名单,共产党员,抗日时期我党的基层干部,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积极分子,抗日游击小组成员,未能北撤的伤病员,北撤人员留下的亲属等,皆被列上黑名单。

  几个月内,“五杀”布告和黑名单的受害者,遍及全县各区乡,轻则被敲诈勒索,重则被搜捕枪杀。仅唐桥和礼嘉桥两地,遭搜捕和枪杀就有70多人。白色恐怖笼罩武南和江南大地。敌人制造白色恐怖的险恶用心,是摧毁我党留守组织、武工队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敌人对武工队加紧“清剿”。白天挨家挨户搜查,夜晚伏击,多次追击包围。1945年12月初的一天,武工队十几人集中在丁舍区坊前乡沟头村。原苏南二地委联络部长徐行,自苏北华中分局返回路经武南,与武工队在一起,其行踪可能被敌人探悉,傍晚武工队一行突遭伪县保安大队和部分伪交警包围袭击。敌众我寡十分危急,幸好武工队熟悉地形.加上有群众掩护,经奋力突围,除一人隐藏在屋内未被敌人发现,其余全部冲出包围,保护了肩负与华中局联系重任的徐行同志的安全。

  这一时期,武工队对新的斗争环境未能适应,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虽然如此,还能生存下来初步站住脚跟,根本原因是得到了群众的掩护。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新四军在武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被敌人搜捕者大都坚贞不屈,使我党的组织和留守组织未遭破坏。此类感人之事,全县各区乡皆有见闻。

  其中最为感人的是,丁舍区大成乡木匠曾宣大,他家是武工队经常秘密宿营地,其侄儿是太滆工委与武南秘密交通员。敌人以“通匪窝匪”的罪名,将曾宣大逮捕。他任凭敌人严刑拷问,始终不吐一字。他遭受酷刑遍体鳞伤,且身中18枪,并被挖出心脏,惨遭杀害。曾宣大并非共产党员,但他以惨烈的牺牲,保住了武工队,实在可歌可泣。

  面对严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

  1945年冬至1946年春,由于敌情日益严重,环境不断恶化,武工队虽然站住脚跟,但并未站稳脚跟。加之队伍中的一些人夹杂着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武工队的士气和斗志一度低落,面临严峻考验。

  武工队身处敌占区,没有后方可以迂回进退,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的掩护。敌人“五杀”的恶毒政策,使很多群众虽仍有心掩护武工队,但很顾虑害怕出事。武工队也不忍心看到群众受拖累,由此活动更加困难,压力更加沉重。

  鉴于武南的斗争环境如此严峻,1946年3月,武工队曾打算集中到苏中根据地位于如皋的江南工委休整一段时间,等喘口气再回来。太滆工委书记孙章录未同意,他强调留守组织、武工队是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江南的一面旗帜,要旗帜在阵地在。

  前面提到的1945年12月初徐行从华中分局带来的信息,也在部分同志中引起思想不安。他们认为当面之敌如此凶残,很难相信会有和平,而对上级领导讲的和平有希望又不能完全不信。但对改编为保安队和警察想不通,很反感,觉得这样下去革命还有什么干头,有些同志带着怨气等和平,有的甚至想另谋出路。此类不安思想,也影响了士气和斗志。

  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加上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究竟能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决心干到底?武工队不少同志尽管没有说出来,都或多或少考虑过这个问题。

  钱梦梧时年21岁,也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但是考虑到党组织让自己这样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留任家乡,领导开展革命斗争,是党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如果动摇不干,怎么对得起党组织的信任,怎对得起引领自己参加革命已牺牲的姐姐。想到这些,钱梦梧横下一条心咬牙坚决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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