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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研究的时空概念及未来趋势


□ 司冬梅

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河南南阳473000

摘 要:

区域文化研究应注意文化区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注意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司冬梅

  【摘 要】区域文化研究应注意文化区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注意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文化区域;时间;空间;多学科;跨区域;整体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 (2013) 01- 0169 -4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_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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