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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琐谈


□ 沈飞德

《世纪》

摘 要:

我们时常挂在口上或形之于笔下的“文革”.往我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下人们都早已习惯把它简称为“文革”。

  我们时常挂在口上或形之于笔下的“文革”,在我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其名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下人们都早已习惯把它简称为“文革”,这种称呼实际上也反映出人们对这场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的否定心态。去年,在对“文革”绵延不绝的声讨和反思中响起了一阵阵道歉声,特别是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先生的郑重道歉,广为媒体传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与陈小鲁先生算有一面之缘。去年初我们应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现场指挥官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先生的邀请,同赴缅甸出席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典礼。陈小鲁身材魁梧,言谈举止有乃父儒将之风。我印象中他喜爱摄影,颈上总挂着一架专业级的笨重照相机,忙于捕捉异国美景。当时我绝没想到这位看似行事低调、从“文革”风浪走来的将门之后,会在半年后说出的一番道歉竟引发那么大的社会影响。

  “文革”结束已将近40年,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予以彻底否定。但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希望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做过坏事或错事的人,能有一种正确对待自己所作所为的态度,以及对这场运动的评介与党的决议一致。显然,这种大家期待的忏悔既姗姗来迟,又少得可怜!上一期《世纪》发表了著名历史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口述的《1967年姨母叶懋英含冤逝世前后》一文,从中可见当年同济大学附中有一些学生参与了迫害他们的校长叶懋英老师,他们对叶懋英老师的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么多年来还没有谁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叶校长的亲属表达真诚忏悔,说一声道歉,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剧的悲剧。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但对于忏悔方式,却无须强求统一,也就没有必要竭力鼓动人们都用登报或集会的方法告示天下。彻底否定“文革”,要让人们深切地感到不能停留于概念,需要用活生生的事实,丰富翔实的史料,充分揭示“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极大灾难,要用那些如今看似天方夜谈、不可思议的惨痛史实警醒人们,“文革”决不能重演!民族的历史不能割裂,抢救“文革”史料刻不容缓,让历史当事人写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是最具历史研究价值的。当下,我以为多留些“文革”史料,把自己经历的“文革”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告诉世人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反思和忏悔方式。

  人们常感叹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表明胜利者写史有局限性。要尽量避免这一问题,写出客观公正的历史,需要让各种历史人物来一起回忆往事,多视角的反映历史。关于金仲华在“文革”中所谓“畏罪自杀”的历史,《世纪》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黄亚平先生的《金仲华之死》和华平先生的《从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说起》两篇佳作。上—期《世纪》发表了当年在金仲华自杀后奉命赶到金宅参与处理金仲华后事的陈邦本先生的回忆文章《金仲华自尽前后》,该文提供了前述两文许多没有的历史细节。

  (201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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