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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 王跃文;姜广平

摘 要:

关于王跃文: 王跃文,当代作家,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中是写官场文章,业余写小说。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有“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2010年入围“免网杯”中国文艺网络奖(中国网络代表最高荣誉)最佳作家候选人。

  关于王跃文:

  王跃文,当代作家,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中是写官场文章,业余写小说。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有“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2010年入围“免网杯”中国文艺网络奖(中国网络代表最高荣誉)最佳作家候选人。

  导语:

  作为“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开拓者,王跃文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有人誉之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而他自己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竟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王跃文自小多愁善感,格外爱哭。成人之后却矫枉过正,该哭的时候都能咬牙忍着,哪怕把泪水憋成血。看上去总是嘻嘻哈哈,却常在觥筹交错之际倍感忧愁和孤独。医生告诉他说:你患有抑郁症。抑郁总需排遣,他的办法不是就医,而是读书。大概十一二岁时,一日百无聊赖,从大哥枕头下翻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竖排繁体。他半认半猜地看,看得自己不禁流起眼泪。奇怪的是,看了书里人的忧愁,却忘了自己的忧愁。王跃文小时候还有一本书,叫他十分惊奇。那是本《古希腊神话故事》,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一个没受宗教洗礼的孩子,读这种书的结果就是对任何神充其量只有畏惧,不会信奉和敬仰。

  作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界最负盛名的王跃文,旨在努力写出一种官场上的日常。对他而言,官场也只不过是题材。王跃文自谓不喜欢宏大叙事,认为靠外在故事取胜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作家能够把日常状态写好,不但见功底,而且见骨血。庸常而平淡,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作家写好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其笔触就有可能刺穿生活最本质的部位。另一方面,深入的思考必须在深入的体验之上。王跃文认为,文学就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先说《国画》吧。我发现,你似乎想写出一种官场上的日常。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官场小说,可能是因为这种日常于大众而言有点陌生。但对作家而言,官场也只不过是题材。

  王跃文(以下简称王):您是第一个发现我写官场日常状态的评论家。我自己倒是经常声明:我就是执意要写好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是宏大叙事,动不动就要构架离奇曲折的故事。我认为靠外在故事取胜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作家能够把日常状态写好,不但见功底,而且见骨血。真实的生活不是天天发生离奇故事的,更不是时刻都惊天动地的。庸常而平淡,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越是日常的生活,越体现着生活的本质。作家写好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其笔触就有可能刺穿生活最本质的部位。

  姜: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本质的一点。

  王:一般读者头脑中“官场小说”的概念都来自于媒体宣传。当年《国画》刚出版的时候,并没有所谓官场小说的广泛说法。媒体反复渲染,官场小说的概念就流行开来了。出版界约定俗成地在行业内也使用这个概念,似乎真有官场小说这一说了。我作为写作者,根本没想过这是不是官场小说。谁写小说会想到这是什么概念下的小说呢?只有某些“奉旨”写作的作家,明确自己极其狭隘和极其功利的写作意图,才知道自己是在写什么概念下的文学作品。

  任何读者的生活经验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阅读都是陌生的阅读。哪怕是共同经历的事件,不同的人眼里看到的也是不同的镜像。所以,我们才会读到别人独到的体验,才会惊叹所谓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

  姜:陌生还是因为没有深切的体验。其实,这种陌生可能也非常日常。朱怀镜的儿子就说,当干部没钱,朱怀镜自己就知道,人在官场,是被“看法”左右的。

  王:人们的阅读冲动很多情况下正是来自于对陌生的好奇,哪怕是最日常状态下生活的陌生感。帕慕克在他的哈佛讲稿中讲到过一个观点,大意是:小说固然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对生活进行思考。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也并不怎么高明和前卫,我也经常宣扬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它是文学创作需要坚持的最基本的观点。目前中国作家中恰恰有很多人不屑如此,他们甚至在作品中不自觉地践行着,也不愿意承认。勉强地说,朱怀镜和他儿子对官场的不同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官场的不同思考。

  我们权且借用官场小说这个概念吧。目前中国官场小说创作量非常大,对其品质各有褒贬。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没有能力和兴趣去阅读如此海量的官场小说。但是,听评论家、读者和媒体人士介绍,我的印象是很多官场小说看上去写得真实可信,但读起来兴味不足。我猜想也许问题就出在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思考。深入的思考必须在深入的体验之上。当然,体验未必等于经历。观察和思考也是体验。我一直认为,文学就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姜:当然,深切的体验还在于细节。朱怀镜从柳秘书长家里出来,在门外说柳秘书长再见,这就犯忌了。这样的细节,不是深入到生活的这一层面,实在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不是生活在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也绝写不出一些非常传神的细节。

  王:您提到的这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都说写得太真实了。很多官场中人同我聊天,都说他们走门子就是这么干的。说实话,我自己真没这么干过。只不过我混迹官场多年,太熟悉官场中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虚构出这种细节来毫不奇怪。但是,我把细节写得如此真实,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悠然神会,或者击节称快。我的小说正是通过类似丰富的细节,营造一个官场之“场”,从而揭示某种神秘的官场生态,为众多身陷其中的官场人哭歌叹惋。“场”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指的是物体借助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种基本形态。官场正是有某种“场”,它控制着“场”内的所有人。

  姜:这样看你的作品,看来,是为我们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别一样生活的文学宝藏,或者,至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学资源。那么,当初你写作的出发点与目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王:我不敢断言我的作品是否具有恒久价值。但《国画》出版至今已逾十五年,目前仍然受到读者欢迎。有人问:生活早发生了新的变化,《国画》会不会过时?这个问题不存在。文学用不着同生活比赛新旧。如果文学需要同生活赛跑,《诗经》和《荷马史诗》不早就应该抛弃了?真正的新闻作品都不会过时,更别说好的文学作品了。有句很流行的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当然,我们目前的新闻会不会成为历史的初稿很难说,很多新闻也许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平添许多迷雾。同古代不同的是,现在有大量职业的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他们都在用非常职业的眼光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但是,文学作品是否会流传下去,最终也不是专家们说了算数的。读者是最终判官。一部作品,能够让人读上三十年、五十年,大概就能流传下去了。

  我有文学抱负,但没有文学野心。我不指望名垂千秋,但如果作品流传下去了,也只是某种幸运。我的写作首先是因为爱好,其次是因为有表达欲望。我尽自己的能力想把文学爱好和表达欲望结合得好些,叫小说看起来像小说就心满意足了。平时看见有些同行为自己的作品志得意满,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若看见他们作大师状,我就敬而远之了。

  姜:官场当然复杂。朱怀镜与谷正清,朱怀镜与刘仲夏,朱怀镜与皮市长,上下级之间,正副级之间,天渊之别。水很深了。甚至朱怀镜与宋达清,相当于两条线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这样一看,《国画》只不过是借官场这背景,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的困境。但我发现,这里的人物关系,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有意味的问题:官场里外的人物关系,可能比其他场域的人物关系更让人关注。

  王:我多次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当人们关注稀奇古怪的官场故事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发生在官场中人身上的人性悲剧。经常听人说:你们文坛很复杂啊!我告诉他们:文坛并不复杂。文人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也都是正常的人性范围内的事情,比如在文坛中,有的人豪爽,有的人偏狭;有的人通达,有的人计较;有的人大方,有的人小气;有的人云淡风清,有的人争名争利。如此而已。而官场中因为掺杂了政治、权力等因素,人性就变得复杂起来,正常的人性范围内的矛盾就有各种升级版,人性悲剧不可避免。

  姜:这里还有一层人物关系,挺令人说不出个滋味的,就是宋达清与那帮混混。过去,我们对这里的关系,存在着认知空缺。我现在才琢磨出了点味儿,他们其实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颇有点类似猫与鼠这样的关系。

  王:同您这个问题非常应景的是最近被媒体曝出的“王林大师”。当年《国画》刚出来的时候,有个在佛教江湖混得很好的和尚在某参政议政会上发言说:《国画》攻击佛教。我听说后回答八个字:诚礼诸佛,不敬妖僧。又有某位大师奇人也混到了参政议政会上,他的弟子说:《国画》就是影射我师傅。我回答说:叫你师傅发功灭我!

  我写《国画》时不过三十五岁,亲眼看到很多比我年长二三十岁、官大若干级的高级干部,对类似王林的神功大师敬若神灵。我旁观冷笑,便有了《国画》里的大师袁小奇。此类人同宋达清之流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混得人模狗样。我当时最纳闷的是: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干部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那些阅历丰富的高级干部怎么却那么糊涂呢?

  姜:说及人物关系,我想起毕飞宇在《平原》前言里的总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公共关系与屋檐下的关系。而公共关系是一种最信不得的关系。然而,在你这里我发现,公共关系,恰恰是一种非常强大强硬的关系。就像朱怀镜升处长了,向他讨过人情的人,他都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表示。

  王:官场中人是最社会化的人。中国人的悲哀就是谁都拗不过强大的现实,存乎于心的游戏规则必须认同并遵循。不然,你就得像我一样离开官场自谋生路。我同官场告别,就是因为不能忍受里面的游戏规则。我不愿以牺牲人格为代价谋取荣华富贵,宁愿回到一介书生的纯粹身份。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我的榜样不足法,文学这碗饭不是谁都吃得下去。如果愿意像朱怀镜那样,看破官场中的虚伪而又自觉守着其中的游戏规则,那就留在里面混吧。

  姜:朱怀镜升处长后回家伤心恸哭这个细节,实在有破空而来的意味。这一细节,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可谓神来之笔。这是对一个人性未泯的朱怀镜的刻划。我在想,朱怀镜对自己哭有点莫名其妙,可能,你在写作时,也是灵感突至而写成的,这可能不在你写作之前的腹稿与构思之中。

  王:作家各有其写作习惯。我写作任何篇幅的小说,不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不会事先拿出写作大纲,或者有全面成熟的腹稿。我深信写作就像地里的庄稼,播种下去就让它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作家最初创作的灵感就好比庄稼的种子,而开笔了就是播种了。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这种“庄稼”慢慢成长的过程。“庄稼”靠什么浇灌呢?靠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诚如您所言,我写朱怀镜提拔之后回家伤心恸哭,事先并没有腹稿。记得当时写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自己鼻子一酸,内心十分苍凉。我相信很多情况下,人心都是相通的。如实写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就能让人共鸣。

  姜: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你在塑造朱怀镜这个人物时,是完全走进去了。作家的一大本领,是进得去、出得来。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且不说它,我想问的是,你塑造这个人物时,是不是将自己置换成了这个人物?你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成功且非常享受的“异己感”?

  王:是的,我很享受这种“异己感”。“异己感”同时也是一种融入感,自己完全幻化成小说中的人物。我在写作的时候,随着人物活动、人物的转换,不断变换着角度,出入不同场景,体验不同心境,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写作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一会儿是男人,一会儿是女人,一会儿在做这事,一会儿在想那事。忽然从写作状态中抽身出来,把自己作为小说人物的旁观者,会发现这感觉非常奇妙。客观上讲,写作是一种重脑力劳动,写作长篇小说同时还是一种体力活。但是,我写作并不觉得辛苦。常有人非常同情似地说:你们写小说的非常辛苦啊。我会含混地笑笑,不正面回答他们的同情。我不会承认自己很辛苦,但也不必拂人家的面子,且不管这种同情是关心还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我自己享受写作的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姜:你在这部作品里,不但设置了李明溪这样的人物,引入了绘画这样的雅事,也设置了曾俚这样的人物,引入了如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都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深度。

  王:常有人批评说《国画》的底色太灰暗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只不过这部小说没有遵遁过去几十年某方面对小说主题的立意要求,让人觉得有些另类而已。他们无法准确表达这种另类的阅读体验,就说这部小说的主题不积极,或者底色太灰暗。小说里的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还有裱画师卜未之、酒店副总梅玉琴等,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人物难道不足以照亮小说的底色吗?如果只能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文学的所谓亮度,则太偏狭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无处不在,但他的作品无处不被人道主义的光芒所照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人性恶的批判无处不在,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高尚而神圣的人性救赎的宗教底色。

  顾准先生的著作在出版的第一时间我就读到了,十分震惊。我很敬佩这个人物,不管他有多少的局限性,但在当时那么封闭的情况下,他完全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出于人的良知在黑暗中思考。他是在绝望状态下的思考,而他的每一点思考都足以让自己搭上性命。他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道流星,只不过流星闪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沉睡了。

  姜:我还发现,你让李明溪遭遇到如何走出自我的问题,让曾俚遭遇到正义与公理的艰难。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作品到现在都有广泛的读者的原因。深度魅力,应该永远是作品的价值追求;而真实的力量,才更能吸引读者深思。就像曾俚遇到正义与公理的艰难,可能,是一个常人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们的假想敌,都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还击,我们自己就先失败了。曾俚就是败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但这个强大的东西在哪里?是谁?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王:李明溪和曾俚的敌人,看得见,又看不见;既具体,又抽象。这种敌人有时具体得让你觉得无聊,却又抽象得就像无处不在的空气。你如果不屈服,就可能在生活中面临一大堆说起来都没有意思的难堪和不方便,这会非常的具体;可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你说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可以听你说理的人,你不知道你到底得罪了谁,而这个你看不见的似乎抽象的“谁”如同空气似的,你抓他不住。

  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体会,就是需要听很多无聊的话,见很多无聊的人,做很多无聊的事。很少有人强大到可以对种种无聊的人和事置之不理。太多的无聊消耗我们的生命,伤害我们的尊严,叫我们沮丧,或者麻木。

  姜:这些显示文化深度与思想深度的地方,是你写作之前的预设吗?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小说中如果处理不好,就不可能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显得像一块漂亮的补丁。

  王:我在前面提到过,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的方式。我通过小说思考,只不过是借助人物而已。李明溪和曾俚他们身上的痛苦,我自己都是有过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难以见清见浊;可我理想的生活却是阳光普照,清风明月。我知道生活只能泥沙俱下,但我在接受层面却是极其的不通达。所以,我会非常挑剔,常常让自己陷入不理性的是非洁癖。我的这个毛病常常会让自己不开心,但对写作也许是有好处的。如果看什么都见怪不怪,最后就麻木不仁了。

  姜: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读来一直兴趣盎然,委实,作家本人身手了得。但是,你为什么一本书都没有破开来的意思呢?譬如,分分章节、隔上一行两行?现在的样子,当然是一气呵成了,可是,细细一看,竟然没有分出章节哩。

  王:我当时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简单、幼稚的想法,就是用文本的浑然一体模拟生活的混沌苍茫。生活本身并没有因人为设定的年月日而稍有停息,它就那么不由分说地汹涌而来,浩荡而去。日夜不是生活的逗号,年月不是生活的章节。

  姜:当然,不分章段有不分章段的好处,让人觉得一气呵成。节奏上便有了小小的变化。

  王:有人说《国画》是我的郁愤之作,我同意这种看法。我创作《国画》的时候,仍在某深宅大院里觅生,一天到晚浸润在朱怀境的环境里。我当时的写作,感觉呼吸和心跳的节律都是同环境共振的。这种切肤入骨的心理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小说行文的节奏。

  姜:李明溪的发疯,似乎因素很多啊!除了艺术家的敏感、多疑,我一直想知道,那幅《高山冷月图》应该不是明溪先生攫取了吧?我看他把自己的画作全给了朱怀镜,又觉得不像。但在卜老灵堂里的表现,又令人生疑。我也知道,对这个人生疑,确实过分。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人,一个多么单纯的人……

  王:朱怀镜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李明溪的好朋友,他会给这个朋友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他随时都在利用这个朋友,利用这个朋友的天真、天才和善良。朱怀镜把这种待友之道视若人之常情,不会有太多歉疚之心。我原来打算继续写下去,在后来的小说里,朱怀镜因为拥有大量李明溪的画而奇货可居;朱怀镜会利用自己的人脉,把本来具备大师潜质的李明溪炒作成真正的大师。外人会对朱怀镜这位爱护画家的官员钦佩之至,而他却有自己的小算盘。目前,这些故事因故暂时未写出来。

  姜:只有曾俚的出走,让人觉出了这部作品的厚度,让人还存着一种希望。我是读到这里才发现,这部书还真不能被认为是写官场的。曾俚的的出现,是全书的一大亮色。曾俚的存在,曾俚那颗赤子之心,曾俚永远不变的情怀,使这个人成为社会的良心。

  王:我对曾俚这个人物寄予了深沉的情感,这是一个令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眼眶湿润的人物。他永远不想让自己混入流俗,所以他只能四处飘泊。业内都敬佩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好记者,但他在任何一家报刊都只能短暂地停留。朱怀镜劝他放弃原则,压住负面报道不要发,说了一个残酷的“真理”:某些想在历史中不朽的人,只能在现实中消失。

  姜:还有,曾俚借耶稣的话:“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也将这部作品最为厚重的部分展现了出来。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丰富,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有叩击灵魂的力量。

  王:我始终觉得,当代中国人最应该深刻反省并自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固然饱受灾难,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有时又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为捍卫真理而呐喊,而是在恐怖的政治狂欢中手舞足蹈,最后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新时期以后,物欲越来越成为全民崇拜,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理想,远离崇高。社会似乎在进步,道德确乎在退化。所以,我曾在某个正式场合非常郑重地说过,当社会被某种辨识不清的潮流裹挟着貌似前进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向前狂奔的时候,我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狂奔的人物丢失了什么。

  姜:一直在琢磨这部作品里有哪位前辈作家的影子,看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红楼梦》的味儿。卜未之裱画,卜未之与朱怀镜、李明溪一起赏鉴苦瓜和尚的画,朱、梅二人的情爱,都让我觉得你应该是苦读过《红楼梦》的。当然,在中国作家这里,不受《红楼梦》影响的人少之又少。

  王:我非常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年轻时代是我的枕边书,说不清看过多少遍了。并不是每次都从头看起,这是一部随处翻开都可以读下去的书。年轻的时候,《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回目我都背得,都能讲出其中的故事梗概和精彩情节。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营造的味道、气息,这比故事本身更吸引我。严格说来,《红楼梦》是一部故事本身并不吸引人的小说,但它迷人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艺术生命也许恰恰在于它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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