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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 桑逢康

摘 要:

2013年尽管尚未过完,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2013年是引起广泛关注并值得大书特书的:在同一年有三部关于现代文学的编年史著作相继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中国新诗编年史》。它们的编著者出自同一个家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充分显示了作为国家级学术团队的雄厚实力,代表着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 桑逢康

  2013年尽管尚未过完,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2013年是引起广泛关注并值得大书特书的:在同一年有三部关于现代文学的编年史著作相继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中国新诗编年史》。它们的编著者出自同一个家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充分显示了作为国家级学术团队的雄厚实力,代表着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五百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冰心老人生前亲自题写书名,由卓如、鲁相元主编,现代文学研究室王保生、刘扬体、刘福春、李葆琰、沈斯亨、张大明、卓如、桑逢康、黄淳浩、鲁湘元十位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以他们为主并外聘部分高校教学与研究人员,总共参与撰稿的有二十七人。这是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室的集体重点科研项目,从1991年立项到最后完成,费时长达十余年之久。著名的文学史家、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瑶先生,在立项之初就寄予厚望:“二十世纪文学编年史一定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条件和义务。”

  现代文学及相关研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一门新学科,以往的几部现代文学史为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它们存在诸多不足乃至弊病,主要是这么两个:一,由于过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视野不够宽广,内容不够丰富,论述不够全面,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有失公允。路子愈走愈窄,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再“过滤”,仅仅“纯化”、“净化”成了一部现代革命文学史。政治形势一变,则时过境迁,缺乏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以往的几部现代文学史以及其他论著大多短命的根本原因。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那时的著作者们掌握的第一手的原始材料相当匮乏,大多使用第二手乃至第三、第四手的材料,并且展转抄录引用,难免以讹传讹。这种情况对后学者造成了不少的贻误。

  为了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也为了弥补上述重大缺陷,“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丰富、曲折的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决定用‘以时间为序、以条目为纲’的形式,编写一部文学编年史书”。王瑶先生把这种形式称之为“通鉴”体——即仿照《资治通鉴》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

  这无疑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而又关乎学科全局的基本建设,其要旨是:“文学编年以纪实为主,侧重于反映文学史实的原生态。它的出发点不是观点,而是事实:它的取舍标准,不是某种事实与某种观点是否吻合,而是这种事实是否存在过并且产生过影响。

  时间跨度和范围:“本书反映的是自1900年1月1日至1949年12月31日五十年间中国文学的状况、变化和发展。在本时期内,举凡中国境内(含台湾、香港、澳门)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不分民族、党派、流派、自著和译著,均在记述之列。”

  目标是:“全面、公正和准确地以编年体形式反映这段历史。”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对当时作家辛勤劳作的尊重”。

  主要手段是:“以翔实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作为入选条目的依据。”不仅如此,“当某种文体、某一文体作品集、某一文学现象和文坛某一事件在书中首次出现的时候,编写者不仅要为读者提供其原始出处,而且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价值、影响、历史地位等方面予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以上说明:本书编写者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制高点上,对自己提出了高水准、严要求。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一贯重视各学科的基础研究,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科学研究精神。何其芳老所长当年就曾一再要求研究人员写的文章,“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每一句话都要是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唐弢先生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常常爱讲一句话,大意是:“先不要急着写文章,要先蹲几年图书馆。”在他的长期领导和培育下,现代室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养成了勤奋、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性。何其芳和唐弢等老一辈学者的精神与学风,对于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可以这样说:本书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实践着他们的谆谆教导,都有“何其芳精神”和“唐弢精神”在照耀。

  本书篇幅浩大,涵盖面相当广泛,人选作家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列入的报刊、作品数以万计。所有这些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都是编写者们一本一本地查阅原始报刊,一部一部地阅读初版书籍,一条一条地摘录其中重要而精彩的内容,经过反复斟酌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集思广益,聚沙成塔,最后成就了这部洋洋大观的五百万字的煌煌巨著。而为了获取这些第一手资料,除所内藏书外,我们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图书馆,在经费很少的情况下,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学者不得不住价格低廉的小旅馆乃至地下室内,但从未有谁说过一句怨言。岁月匆匆,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当此书得以出版的2013年,往日的中青年已经成为老年和中年人了,先后退休的占了大多数。这似乎有些令人伤感,但足可庆幸和告慰的是:虽说岁月不饶人,毕竟皇天不负苦心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的完成并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继唐弢主编并长期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最有份量、最有价值的一部学术巨著,堪称现代文学的一大基础理论工程,并且像一座丰碑,一经竖立必将永存,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对于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尤其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以及企望从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创作者来说,这部书的作用就相当于《辞海》和《辞源》——现代文学的“海”在此书中全景呈现,现代文学的“源”在此书中揭示无遗。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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