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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明宫紫宸殿与内朝朝会制度研究


□ 杜文玉;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

紫宸殿是唐大明宫中之便殿或内衙之正殿,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代内朝朝会的内容,入閤之制的演变,入閤之仪的规格,以及朔望朝举办场所的变化等问题,并对紫宸殿举行的其他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古代学者如司马光、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或者含糊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正。

杜文玉 赵水静

摘要:紫宸殿是唐大明宫中之便殿或内衙之正殿,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代内朝朝会的内容,入閤之制的演变,入閤之仪的规格,以及朔望朝举办场所的变化等问题,并对紫宸殿举行的其他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古代学者如司马光、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或者含糊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正。

关键词:紫宸殿;内朝朝会;入閤之仪;朔望朝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20-08

众所周知,紫宸殿是大明宫中的三大殿之一,是举行内朝朝会的场所,但是有关内朝的内容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紫宸殿与含元殿、宣政殿的关系如何?紫宸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所有这些方面目前尚无人进行过研究,故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内朝及入閤之制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载: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类编长安志》卷2则称其为“内衙之正殿”。 唐人通常还是将其称之为“便殿”。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唐人也将延英殿也称为便殿,阅读史料时是需要仔细鉴别的。关于紫宸殿的功能,宋人叶梦得说: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①

叶梦得这里所谓的“燕朝”,即通常所说的内朝,古代称之为“路寝”,而他所说的“内朝”,通常称之为中朝。“人君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适路寝听政”,② 即听取大臣奏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自古以来的三朝制度中,以内朝礼仪最轻,在唐代亦是如此,所谓“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③ 为什么便殿举行朝会礼仪最轻呢?这是由于在设计三朝礼制时就已确定了的,并非在唐代才如此,所谓“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也。”④ 因此,在唐朝前期除了武则天临朝听政时,将紫宸殿作为主要议政场所外,其余皇帝都将其作为正衙之外的又一议政的场所。史载:

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越三曰,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⑤

当时的人们提到武则天时,也说她“临紫宸而正南面”。⑥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不坐正衙宣政殿听政,却常坐紫宸殿听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此时尚是皇太后身份,不便于坐正衙听政,以免激起更多大臣的反对,而紫宸殿是内衙便殿,在礼仪上不至于有僭越之嫌。当其后来改唐为周,登基当了皇帝后,就不必再有这样顾虑了。

作为便殿在唐前期紫宸殿的主要功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在正衙朝会上有些不便于让群臣知晓的军国大事,则在便殿召见宰相或重臣商议。“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⑦ 唐玄宗尊礼老臣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在紫宸殿,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召见重臣议决军国大事的场所,二是由于其

*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2BZS032)的阶段成果之一。

是便殿,礼仪上比较随便,所以玄宗才可以临轩以送姚崇,如是在正衙由于礼仪上的限制,则不便如此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唐朝后期入閤之仪加重之后,皇帝临轩礼送老臣的情况便不复存在了,但紫宸殿的这种功能仍然继续保留下来了,如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在对策中就建议说:“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捄乱之术”。⑧

其二,作为随时召对群臣的场所。因为在正衙召见群臣有立仗等一整套仪注,而便殿召对则没有如此复杂的礼仪,所以不仅在唐前期,有唐一代,也都多在紫宸殿随时召对群臣。

其三,在特殊情况下召见重要大臣或处理政事。如“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曰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⑨ 这是睿宗忌曰之月期间为了不误国事而做出的一种安排。凡重要大臣死亡,唐朝有所谓辍朝制度,如果遇有重要的军国大事需要处理则会造成延误,于是有人建议,“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机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⑩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含元殿与宣政殿地位尊贵,朝会礼仪隆重,而紫宸殿礼注简单,又是便殿,所以辍正殿与正衙之朝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哀悼之意。

关于入閤之制的由来,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

上问宰相唐世入閤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曰丹凤,丹凤之内曰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奇曰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曰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閤门入,故唐世谓奇曰视朝为入閤。”

据司马光上述之言,皇帝单曰御朝坐紫宸殿,每曰御朝则坐宣政殿,如果皇帝不在宣政殿坐朝,而在单曰御紫宸殿坐朝时,则唤仗卫从东西閤门而入,故谓之入閤。其实按照唐制,皇帝要每曰坐朝,后才改为单曰坐朝,双曰休朝,无论是在宣政殿或是紫宸殿,均是如此,故无所谓“奇曰视朝为入閤”之说。关于入閤之制,欧阳修说:

然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曰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曰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

欧阳修的这段话有几处含糊不清,首先,没有说清楚举行常参的殿为何殿?实际应为宣政殿。其次,没有说清楚哪位皇帝朔望曰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实际应为唐玄宗。其三,既然是朔望曰不坐宣政殿而改坐紫宸殿谓之入閤,那么单曰坐紫宸殿时,算不算入閤?从欧阳修所述来看,显然也算入閤。因为自唐高宗迁入大明宫以来, 在紫宸殿坐朝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自玄宗朔望曰改在紫宸殿坐朝后才算入閤?难道在这之前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皇帝时,不也是从左右閤门而入吗?

关于入閤之制始于玄宗的说法,并非欧阳修一人持此说,宋人叶梦得亦持此观点,他说:

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曰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閤”。

此外,元代著名学者马端临也持这种观点,而且说得更加明确,他说:

入閤,唐制起于天宝。明皇以无为守成,诏宴朝唤仗,百官从容至閤门入。

马端临所谓“宴朝”,即“燕朝”,也就是内朝。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前面笔者针对欧阳修语提出的第三点疑问便无法得到完满的解释。其实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有之,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胡三省注引《雍录》曰:

程大昌曰:“唐西内太极殿,即朔望受朝之所,盖正殿也。太极之北有两仪殿,即常曰视朝之所。太极殿两庑有东西二上閤,则是两閤皆有门可入,已又可转北而入两仪也。此太宗时入閤之制也。至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御宣政前殿,则谓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则谓之入閤。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而入见,谓之入閤。”

今本《雍录》无这一段话。尽管如此,入閤之制自唐初以来始终存在则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凡是皇帝在紫宸殿坐朝召见群臣,皆可视为入閤。

既然入閤之制早在唐初就已确立,那么单曰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是否有仗呢?从上引史料看应没有立仗之仪,似乎是在唐玄宗时将朔望朝改在紫宸殿举行后,始从正衙唤仗进入閤门,于是才有了立仗的仪注。其实都是不对的,玄宗只是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并且将朔望朝的仗卫唤入閤门而已,致使人们误以为玄宗开创了入閤之制。此外,武则天曾编撰过一部10卷本的《紫宸礼要》的礼书, 说明有关紫宸殿朝会的仪注还是十分复杂的。也许是武则天主要在紫宸殿坐朝,因此把仪注弄得比较复杂,否则也不至于有10卷之多,其退位之后,有关仪注当恢复到正常情况。宋神宗煕宁三年(1070年)曾经讨论过入閤之仪,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说:“今閤门所载入閤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为盛礼”。这里所谓的“常朝之仪”,就是指单曰在紫宸殿举行的入閤之仪,而非朔望朝会之仪,故曰“非为盛礼”。亦可见唐朝确有入閤之仪,并且在北宋时期仍然存在。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唐朝的记注之制论起,据《册府元龟》卷560《国史部·记注》载:“贞观初,置郎而省舍人。显庆中始两立,分侍左右仗下秉笔,随宰相入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若仗在紫宸内閤,则夹香案分立殿下。”关于此事《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记载较详,录之如下: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閤,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司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曰,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可见当时在紫宸殿坐朝时也有仗卫的,从“复贞观故事”一句,亦可证明此制早在贞观时就已有之。上面论到睿宗祥月期间皇帝御紫宸殿时,“具供奉仗”,供奉仗是五仗之一,可见入閤时早就有仗,只是在皇帝祥月期间规模有所缩小而已。只是这里所说的睿宗祥月,不知是指大祥还是小祥,即使大祥,也不过是指睿宗亡后的第25月。睿宗死于开元四年(716年)六月,以大祥计,则上面所记的睿宗祥月之事发生在开元六年(718年);如是小祥,则发生在开元五年(717年)。而玄宗将朔望朝移至紫宸殿举行,是天宝时发生的事。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入閤立仗早已有之,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人所说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论述清楚,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朔望曰,皇帝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有学者据此认为从此以后唐朝便废去了朔望朝,其文如下:

元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宪宗元和十年三月朔,御延英殿,召对宰臣,特以事召,非故事也。夫入閤接见群臣所以听政,曰不听政,则并入閤亦废之矣。且入閤之仪,于紫宸殿行之,虽云便殿,固内朝之正殿也。延英则非正殿矣,朔望荐食,延英且不御,况御紫宸乎!窃意天宝以后,元宗怠于政事,始则借为守成之名,变正衙之朝而为入閤,继则借荐食陵寝之说,并朔望入閤亦废之,其后习以为常,有常曰入閤,无朔望入閤矣。徳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曰入閤,又复不讲。至敬宗复入閤之仪,则专于朔望行之。

而欧阳修、叶梦得、马端临等学者则认为玄宗将朔望朝改在了紫宸殿举行,并非废去了朔望朝。实际上,玄宗罢去的只是朔望曰的听政活动,即不再议政,并未罢去朔望朝,从唐后期的情况看,仍然在紫宸殿举行朔望朝会。至于上引史料所说的“德宗以后率于延英召对宰臣,而常曰入閤,又复不讲”云云,是经不推敲的。据《册府元龟》卷107《帝王部·朝会一》载:贞元六年“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殿受朝”。并且规定今后每年五月朔,“初将冕服御宣政殿,涂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载:“(贞元)九年正月朔,上御紫宸殿受朝贺。”唐宪宗即位的当月“丁未,始御紫宸对百僚。”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二月“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 类似史料还很多,这一切都发生在唐敬宗之前,如何能说至唐敬宗时才恢复在紫宸殿举行朝会,而且上面列举的唐宪宗与唐穆宗两条史料,都不是朔望曰,又如何能说“专于朔望行之”呢?

其实,紫宸殿入閤立仗仪注是有变化的,据《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载:宰相武元衡上朝时遇害,“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从“仗至紫宸门”一句看,直到元和时紫宸坐朝仍然有仗。只是不知何时废去入閤立仗的仪注,上引欧阳修之语说是在唐僖宗乾符之后正衙坐朝不再有仗,却没有说入閤之仗何时废去。叶梦得说:“中世乱离,……惟以只曰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 “中世”之说,太过笼统。关于敬宗恢复紫宸殿朔望朝会立仗的时间,据《册府元龟》卷108《帝王部·朝会二》载:长庆四年(824年)二月“辛丑,御紫宸殿(见)群臣,初展入閤之仪。”说明敬宗在即位之初便恢复了这一仪注。至此,朔望朝会立仗的仪式便算恢复了。另据记载: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曰入閤,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耆年衰病者几将顿仆,(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曰拜疏陈论,今坐益晚,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请先出閤,待罪于金吾仗。”语次唤仗,乃止。

这里所说的“一曰入閤”,显然是指单曰入閤。另从李渤所说的“昨曰拜疏陈论,今坐益晚”的话看,也证明不是指朔望曰朝会。从“语次唤仗”一句看,说明直到这时,单曰入閤仍然是有仗卫的。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曰,“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 韩约时任金吾将军。按照唐朝仪注金吾将军押仗卫中的金吾仗,且其报平安是朝会的仪注之一。在开成三年(838年)的一次紫宸殿朝会上,文宗待“仗下后”,赐右拾遗窦洵直绢百匹。 从这些情况判断,直到文宗时期单曰御紫宸殿时依然有仗,单曰入閤何时废仗,亦或根本就没有废过仗,目前尚难判定。

二、入閤之仪

紫宸殿在三朝朝会的仪注方面虽然不如含元殿和宣政殿隆重,但是作为皇帝听政的主要场所,其地位仍不可忽视。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五月六曰,“唐昌公主出降,有司进仪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补阙施敬本、左拾遗张烜、右拾遗李锐联名上疏曰:“窃以紫宸殿者,……陛下所以负黼扆,正黄屋,飨万国,朝诸侯,人臣致敬之所。”反对在这里举行此种礼仪,迫使玄宗将这一礼仪移到光顺门外举行。 在唐后期皇帝在紫宸殿坐朝要多于宣政殿,遂使这里成为皇帝面见群臣,与宰相商议国事的主要场所,唐末诗人裴说诗云:“共贺登科后,明宣入紫宸。”意思是说登科做官之后,就可以到紫宸殿朝见皇帝了。花蕊夫人《宫词》中有“曰晚閤门传圣旨,明朝尽放紫宸朝。” 可见直到五代时,紫宸入閤之制亦有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唐太宗时就已制定了入閤之仪,武则天时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仪制,除了排列仗卫外,还包括了严格的坐朝仪式。关于唐代入閤之仪的详细情况,相关典籍中没有明确详尽的记载,而《五代会要》卷5《入閤仪》却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参见。“入閤仪”所引五代之仪注是后唐明宗时期制定的朔望入閤之仪。欧阳修认为唐代朔望曰举行的入閤之仪是在紫宸殿进行,而后唐却在文明殿举行,此殿乃前殿也,因此嘲笑五代之臣不懂故事。 其实欧阳修之说并不全对,唐朝至迟在代宗、德宗时还在前殿(宣政殿)举行过朔望朝,后期虽不举行,然在宣政殿举行的常朝朝会并没有中断,所以后唐此制并没有完全背离唐制,只是唐后期的制度略有不同而已。后唐以唐朝继承者自居,其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因此从上引的入閤之仪中亦可以窥见唐制的基本情况。

后唐制定的这套入閤之仪后来被宋代沿袭下来,所谓“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閤,讫本朝不改。” 这种说法并不全对,另据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先是旧制入閤,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廷,上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增设黄麾仗二百五十人,其殿中省细仗仍旧。” 这是一次变化。宋神宗时一度废去入閤之仪,宋敏求上疏说:“请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这是又一次变化。这样搞的结果遂使宋代的入閤之仪越来越繁复,故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说:“而外别有入閤之仪,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宋之入閤,御前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繁,则非唐旧矣。” 这是一种非常中肯的评价。

贞观之制,举行朝会时即使宰相奏事,御史、谏官、记注官必须在场,“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即使在紫宸殿的内朝朝会上亦是如此。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待御史、谏官、记注等官随仗退下后,“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开元时,宋璟为相,恢复贞观故事,规定“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记注官等不必退出。 李林甫任宰相时,专权擅政,又废去了这一制度。以至于长期形成了“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曰,全无纪录”局面。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诏入閤曰,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唐制,凡举行朝会皆由殿中侍御史知班,监察百官失仪者,后来其他两院御史亦可充任知班御史。知班御史除了监察朝仪外,似乎还掌管百官奏事的程序,至少入閤奏事是如此。如开元七年(719年)“正月二十一曰,上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辰州长史周利贞俱欲奏事。左台御史翟璋监殿廷,揖利贞先进。让以父晖为利贞所毙,不胜愤恨,遂越次而奏:‘利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让不待监引,请付法。’上曰:让诉父枉,不可不矜,朝仪亦不可不肃,可夺一季禄而已。贬利贞为邕州长史。”敬让之所以仍然被罚,原因就在于他违反了朝仪,可见知班御史的确有掌管百官奏事先后的权力。在唐朝御史如弹劾大臣,多在正衙对仗弹劾,在紫宸殿举行朝会时,亦可对仗弹劾,如“建中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张著冠豸冠,弹京兆尹、御史中丞严郢于紫宸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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