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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对文化建设的反思


□ 罗银胜

摘 要:

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国内的社会现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的素质、公民意识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国内的社会现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的素质、公民意识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大多的文化泡沫。” ......(未完,请点击下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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