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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律对隐私权侵权司法救济的替代性


□ 黄磊

公安部直属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摘 要:

所谓隐私权,我国学者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后将其定义为:“自然人所拥有的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领域、个人活动和个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害的一种权利。”

  ● 黄 磊

  所谓隐私权,我国学者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后将其定义为:“自然人所拥有的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领域、个人活动和个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害的一种权利。”①

  关于隐私权侵权的救济问题,有不少学者主张采用立法的方式来对媒体的传播行为进行规范,并通过诉讼等司法途径进行维权。美国主要采用的便是这种司法救济模式。目前,美国关于隐私权侵权的司法救济较为成熟,不但在普通法上确认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还进行了一系列专门保护隐私权的立法。美国联邦法院Douglas大法官通过1965年Griswold案,首次将隐私权列入宪法第九修正案②的保护范畴,国会立法通过《美国侵权行为法》对隐私权作了详细阐述,美国35个州如今也在普通法或成文法上对隐私权进行了保护。③

  美国关于隐私权侵权的司法救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笔者认为,直接的司法救济模式虽好,却未必最优。首先,使用诉讼程序需要当事人付出较高的代价,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等。其次,隐私权纠纷的解决是否必须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值得商榷。是否存在一种有别于传统司法救济的模式,能够更加经济、快速地解决隐私权侵权问题?

  英国以媒体行业自律替代司法救济

  和美国不同,英国并未通过立法将隐私权纳入法律保护体系,而是借用数百年来对报刊业的管理经验,引入独立于报刊业和政府的专门组织,从而达到了行业协会的自律,实现了对隐私权的事先保护。

  以英国报业为例,其自律机构为1991年成立的报刊投诉委员会(The 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简称PCC),通过制定《PCC行为准则》来规制媒体的具体报道活动,并负责以“快速、免费、公正”(Fast、Free、Fair)的宗旨处理公众对媒体的投诉,对受害人与媒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进行裁决。但PCC无权对报纸罚款,也无权阻止报纸刊登某条新闻,更无权制裁不与其合作的编辑或记者。这导致其在处理《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中的失职,受到民众连续不断的质疑和批评,被迫于2012年3月宣布解散。次年10月,英国女王签发《报刊自律皇家特许状》,决定成立新的媒体自律机构,取代PCC,并授予该机构以下权力:不受政府直接管辖,拥有独立的人事任命权及资金来源;制定更健全的执业准则;免费提供仲裁服务;建立反应更迅速的投诉系统;责令媒体在头版刊登道歉及更正信息;对非会员媒体可施以最高100万英镑的惩罚性罚款。④从该特许状的内容来看,新的媒体自律机构可视为PCC的升级版,通过法律授权获得的实施惩罚的权力弥补了PCC缺乏强制力的缺陷,有望保障其裁决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媒体行业自律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监督机构独立于媒体与政府,可以较为客观公正地在受害人与媒体之间进行调解与裁决;第二,该机构既然是非司法性机构,其运作方式和对投诉的处理方式便可以灵活多样,而不必囿于法律条文的规定;第三,免费、快速的投诉系统可以大幅降低投诉者的成本,从而对个人隐私权提供更为实际有效的保护。

  谈及成文法,PCC认为:“媒体自律的核心好处之一,就是能将高度的伦理性报道行为与自由的媒体结合起来。成文法控制将破坏新闻自由,同时也不会如此成功地提升水准。隐私法也无法有效运作,并且会对新闻自由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很有可能只有权贵们才会使用这些法律,利用法庭满足他们的权利要求,同时也有可能让那些腐败分子滥用法律,以阻止媒体报道公共利益问题。自律则不存在法律上的这些问题,却同时仍然提供了一个体系(System),在此,编辑们遵从最高可能性的伦理标准。”⑤无独有偶,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国务秘书在英国编辑协会2000年年会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府之所以对自愿性的媒体《行为准则》的支持甚于对成文法的支持,就在于《行为准则》的一些规定比刑法和民法的规定更为具体有效,为投诉者寻求公正、迅速、免费的法律救济多开辟了一条渠道。”⑥

  虽然《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引发了民众对媒体行业自律的强烈质疑,但在PCC宣布解散后,谁来取代PCC的角色?面对成文法抑或行业自律的抉择,经过激烈的争论,英国再次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谈及《报刊自律皇家特许状》,卡梅伦首相坚持认为:“这不是一部成文法律,仅是一个条款,表明‘政府不能干预此事’。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已经做的是避免《媒体法》……此举仅在保证媒体在未来不受政治干预。”⑦

  英国为什么会形成隐私权保护的行业自律

  首先,英国没有为隐私权侵权问题提供直接的司法救济途径。英国普通法一直没有承认具有执行力的隐私权就其自身而言可以作为一种诉因。⑧英国的成文法也没有专门对隐私权侵权问题出台过相关法律规定。侵害隐私的案件必须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如侵犯他人住宅、财产,信息侵害或诽谤他人名誉等。因此,在英国,对隐私权侵权引起的诉讼,丹宁勋爵形象地称为“寄生”诉讼。⑨

  英国这样做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隐私权具有主观认定性。根据前文对隐私权的定义可知,隐私权的范围必须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来认定,只有个人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事务才能称为隐私,这就决定了隐私权是一项非常模糊和难于界定的权利。二是隐私权具有身份差异性。例如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物的就有所不同。三是隐私权的免责标准难以准确认定。一般而论,媒体披露个人隐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免责事由是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隐私权的免责标准就难以统一。这三点导致了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历史上,英国不乏隐私权立法的努力,但都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而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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